鲁道夫·希法亭著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译 　　确实从来没有比在战后时期对经济情况的未来发展作出判断更为困难的了。经济规律性的确完全受到暴力的抑制。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并不是所有的征兆都不可信的话，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已经第一次遇到世界经济普遍好转的形势，而且这种好转首先涉及到德国。我强调这一点是出于两个理由：首先，因为我们对支持一些人玩弄的把戏一点不感兴趣，他们假装出于对外交政策的考虑总是把德国的经济状况描绘成漆黑一团，这无论如何不能欺骗国外，但是他们却利用这种漆黑一团的描述，一再借口所谓形势很坏，来拒绝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其次，我这样说也是根据一个一般的理由。我一直是否认任何经济崩溃论的，因为正是卡尔·马克思证明了这种经济崩溃论是错误的。但是在战后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崩溃论。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似乎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崩溃。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政治崩溃也没有出现。我们作为忠实于我们的老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对这种论断没有任何理由表示惋惜。我们一向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用某种宿命论的态度期待得到的，是不会根据制度的内部规律到来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当是工人阶级的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宿命论，相反，是最高度的行动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原理有双重意义。解放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事情，但也是工人阶级的事情，是认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并且从对这种地位的分析得出必须改变整个制度的结论的阶级的自觉行动。 　　当经济好转的最初征兆刚刚可以看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学者中最不可救药的一部分人又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末日。另一些比较聪明的人认为，可以预言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次新的飞跃；与此相反，例如威纳尔·桑巴特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柏林大学教授。——编者注（当他运用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方法时，总还知道说一些聪明话），竟说到这样的程度：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过去；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它的后期。有趣的是，最接近资本主义机构的私人经济学家以及科学家，例如盖莱尔教授，也在谈论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时期。 　　但是假如我们自问，实际情况怎样，那末，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一情况作一次比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词来表达要具体得多的考察和精确得多的说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纯粹由盲目的市场规律所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基本上被克服了，我们达到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组织化，也就是从各种力量的自由比赛的经济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 　　如果用几句简明的话来表述，有组织的经济在技术上的特征是，除了蒸气，除了电力以外，由于大约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已经成熟到可以用于工厂技术的合成化学愈来愈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化学的应用在原则上意味着某种新的东西。由于它在原则上寻求从到处大量存在的无机物人工制造出重要原料，它就使资本主义经济不依赖于一些原料的出产。我要指出从褐煤和硬煤制造石油，这对工业和动力的用途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一大批所谓的地理政治家，包括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他们已经对我们论述新的世界大战必然要到来并且将是一场争夺油源的斗争。如果现在在洛伊纳和梅泽堡洛伊纳（Leuna）和梅泽堡（Merseburg）是德国的两个工业城市。——编者注造出了石油，那末，这整个地理政治流派自然就会陷入绝境。其次，合成化学寻求把原料转变成对工业利用远为适合的形式，或者使这种原料具有完全新的特性。第三，发展的趋势是要从廉价的无机物制造出昂贵的有机物。我要指出侵入到一向属于纺织工业的领域的人造丝所取得的巨大发展。现在通过化学处理用非常便宜、到处都有的原料生产出来的一种类似丝的材料代替了必须由蚕生产的丝。这里说的是一个能够以巨大的爆炸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技术的整个基础的崭新事物。 　　第二个特征是：资本主义工业——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生机蓬勃的科学方法——从一开始就力图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利用各种新的可能性。突出的是，新兴的工业不仅象前一时期那样一开始就以最大的技术规模建立起来，而且同时也组织起来，也许是在全世界组织起来。例如，人造丝工业不仅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垄断工业，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唯一的国际资本主义康采恩，它同德国和英国的其它托拉斯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从那里再同其它康采恩联系起来。对于新的工业来说，工业中已经出现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它们诞生时所带来的第一个成就。 　　第三个说明特征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国际化，把国家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企图。谁同资本主义经济界发生接触——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敌人的心理——谁就会感到惊讶，这些战前在经济观点上局限于民族范围的人现在多么热中于寻求国际联系，关心与国外的关系，对国际组织的渴望是多么热烈。当工人阶级的组织初次发展起来，工会是资本主义中第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因素的时候，企业主曾经由于他们阶级觉悟较高和人数较少赶上了我们的组织。我们应该注意，在国际范围内不要出现同样的情况。 　　请允许我离开本题说几句！我们曾经首先因为德国的贸易政策不必要地提高了农业生产价格而同它进行了斗争。但是战前最后十年的贸易政策中真正的革命者是工业保护关税，不是作为“对民族劳动的保护”，而是作为对工业组织化最有力的推动，对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最有力的推动。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提供了可能，使保护关税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使国内价格能够提高，使它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数额等于保护关税的数额。因而保护关税简直成了缔结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奖金。 　　人们可能曾经期待，通过卡特尔的国际化，通过清除各民族经济之间的竞争，保护关税运动将会平静下来。但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因为现在保护关税起着一种新的作用。如果德国市场用一个高额铁关税保护起来，那就意味着，德国钢铁联合企业在同法国人进行谈判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市场保护起来了，国家把这一市场保留给我们，因此，国际钢铁卡特尔应在德国国内销售的份额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只有在得到这一份额之后，我们才会商谈我们对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将提出怎样的要求。 　　保护关税愈高，民族垄断在实现国际垄断化时给自己要求的份额就愈大和愈有保证。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德国一直是以保护民族劳动为理由来为这整个贸易政策辩护的。现在这种对民族劳动的保护首先意味着对卡特尔的保护。但是这种对卡特尔的保护使缔结国际卡特尔变得容易了，因而德国的铁关税也是对于法国制铁卡特尔的保护关税，对民族劳动的保护成了对缔结国际卡特尔的最有力的推动，一再要求保护民族劳动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要求以此来保护法国的、比利时的、波兰的、捷克的制铁工业，因为法国制铁工业通过缔结这样的卡特尔比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同先进的德国工业进行竞争当然会得到更好的促进。因此贸易政策有两面性：提高价格，高额榨取消费者的反动的一面和加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化倾向的革命的一面。 　　现在来谈通常被忽视的第四点，它暂时还是刚刚有些发展，但它也许是最重要的。我们大家今天都感觉到，私人企业，各个企业主的经济领导也不再是这个企业主的私人事情了。社会懂得，如果每个单独的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提高，如果有关的企业领导人作为企业主也真正履行他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提高生产的职责，这是符合社会的利益的。我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即象节约监察会这样的机构，以及一般来说一切得到政府鼓励的、会推动企业主提高企业效率的合理化努力，无非是意味着社会这样说：企业的领导不再是企业主的私人事情，而是社会的事业了。而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康采恩的形成，愈来愈多的企业联合成一个最高的领导，对于各企业来说意味着自由竞争的消除。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压力才能够促进经济，才能够实现必要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这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一直是这样的：你们清除了自由竞争的私人主动性，却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它。因此，你们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没有估计到生产资料私有者的虚荣心和自私心。看看在现代企业经营学的发展中怎样寻求用科学的、有计划的方法代替这种私人自私心的自由竞争，是非常有趣的。十分明显，康采恩领导人最关心的是能否随时确定在个别企业中——这个企业是他的企业的组成部分，但不和同一康采恩的其他企业进行竞争——取得最大的利益。为了用科学的竞赛方法来代替自私心的竞争，制订了非常出色的方法。这样一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就获得了我们的经济领导原则。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自己放弃了它能够提出来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对社会主义的最后的心理上的反对意见也就落空了。因此，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这种有计划的、自觉地管理的经济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自觉影响，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的唯一自觉的、具有强制力量的组织的影响，即国家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在一方、国家组织在另一方就明显地对立起来了，而问题在于我们打算怎样使它们互相渗透。这无非是意味着向我们这一代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依靠国家的帮助，依靠社会的自觉调整的帮助，把这个由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的经济转变成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经济。由此可见，向我们这一代提出的问题不可能是别的，只可能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过去曾为争取政治权利，争取开始和扩大社会政策而进行了斗争，那末社会主义问题是通过经济发展本身提出来的。 　　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公式，即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正确的。但请你们允许我对此发表两点意见。这一公式从经济上和从历史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还在为争取社会改良而斗争的时候，这一公式从历史上说就已经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看来，社会改良不是别的，正是社会主义的先声。我们始终是以此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相区别的。这一公式从经济上说也是正确的。但是它是否完全概括了我们时代的政治内容？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们总是处于这样的进退两难的情况：我们必须以尽可能简单和通俗易懂的公式诉诸群众，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这样的一般公式都有使党的政策过于受到束缚的危险，因为这个公式太广泛，因而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在采取每一步行动时都可能遭到这样的反对：这一政治行动违背了一般公式。 　　我已经谈到经济和国家的日益增长的互相渗透，谈到他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对经济的组织变得日益密切。我要指出国家对经济的影响甚至在自由竞争时期在某些事情上总是存在的。我要指出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统治，这种统治最近通过在交易所恐慌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件事而变得非常明显了：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人为地制造了一次交易所恐慌。我要指出税收政策问题，贸易政策问题。这里我确实感觉到，必须再一次向群众说明贸易政策有什么意义。我们在最近这一时期经历了一次异常的谷物价格的上涨，必须使群众明白，面包价格和肉类价格不仅是一个经济价格，而且是一个政治价格，它是由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假如群众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那就迫切需要他们自己也采取主动，并且推动和支持一种能够从经济价格中减少或消除这种政治因素的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和新的事情是，在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命运的领域也就是劳动市场这一领域中的国家调整。由于革命，我们有了失业保险。这意味着对劳动市场上的供应和需求的十分坚决的调整。我们通过我们的工资合同制度，通过仲裁法庭，现在有了一个政治的工资调整和政治的劳动时间调整。工人的个人命运受到国家实行的政策的支配。如果说已经能够做到在失业人数超过二百万时大致保持工人的实际工资，那末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种实际工资的保证，首先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已经强大到能用失业保险、仲裁法庭和工资制度这一些方法来至少阻止削减工资。我们必须使每个工人牢记：每周工资是一种政治工资，在周末如何确定工资，这取决于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的力量，取决于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和议会外的社会力量对比。尤其是必须对工人的妻子们说：当你们去选举的时候，你们同时决定着面包和肉类以及工资的水平。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然是一种新的东西，这是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因素。能够作为国际专家而引人注目地周游各地的卡塞尔（Cassel）教授是曼彻斯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化石，他这样说是正确的：这是同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同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的。事实上这同自由竞争原则是不可调和的。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它愈来愈服从于通过社会、通过国家实行的自觉的组织，才有这样的可能。 　　这一来我就要谈到我们对待国家的态度。我想在这里援引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援引历史，而历史在这里也是同卡尔·马克思一致的。我们对国家历史地采取什么态度？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开始就体现了国家对经济施加影响以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我们——首先是在社会政策的领域里——一再要求国家干涉和扩大国家权力，我们现在又从社会政策的领域进而到在经济政策和经济领导的领域提出这一要求。把企业领导和经济领导看作是社会的事情，这正是社会主义原则，而社会除了通过国家以外，不能通过别的机构来自觉地行动。因此就当前来说对于我们对待国家的态度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如果从历史上说是如此，那末我们一直留心不要陷入资产阶级国家哲学、特别是德意志国家哲学的设想。马克思主义方法要求，我们在对待一切社会现象时要通过对现实的分析消除对这一现象的崇拜。德意志国家哲学把国家绝对化，神化；它教导说：国家是自由、道德或者另一种形而上学原则的实现。我们的国家权力愈小，德意志国家哲学就愈是繁荣发达。从 1870 年起我们才有某种可以称为国家的东西，而我们的国家哲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因而对于任何认识都是无用的。马克思确实指出了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标志，他说，不仅要把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来加以考察，而且要考察它的社会内容，即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来维持它的统治。但是马克思的这一国家定义并不是国家理论，因为它对于阶级社会开始以来的所有国家形态都是适用的，而问题在于弄清楚区别国家发展的标志。 　　早就有了一个国家的英国人，根本没有努力去构造这样的国家哲学。英国国家法文献一般不谈国家，而是谈 government，即政府。一个组织是由成员、领导和机构组成的，也就是说，从政治上看，国家就是政府、行政机构和组成国家的国民，这对于我们社会党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因素是政党，因为单个的人只有通过政党的中介才能实现他的意志。因此，一切政党都是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政府和行政部门一样。这同时也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基础，因为党派斗争正是各阶级相互斗争的反映，也就是说党派斗争是阶级矛盾的表现。 　　如果争取国家的斗争包含着对经济的领导保持影响的内容，那末我们才明白马克思的一个意见的全部独创性，他很重视这一意见，不仅在《资本论》中谈到它，而且在《成立宣言》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中也谈到它。他在那里谈到十小时工作日，并且在最后说：“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2 页。——编者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愈来愈对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影响投降，意味着为了普遍利益利用国家作为领导和统治经济的手段这一工人阶级政治原则愈来愈取得胜利。 　　…… 1927 年 5 月发表。1927 年柏林德文版第 2—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