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希法亭著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译 　　 　　本文是希法亭为反驳库诺的《党破产了吗？》而写的。——编者注 　　…… 　　历史从来不是不正当的这个命题，只不过是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著名命题的变种。恩格斯已经指出，在黑格尔的发展哲学（按照这种哲学，任何肯定将立即被否定）看来，另一个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不合理的”，是同样有效的。历史从来不是不正当的，这也就是说，历史事实是既定的事物。一种不考虑或忽视历史上形成的事物、历史的条件而提出要求并规定目标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推论，一种无用的构想，并且会导致错误。但是，历史只不过是改策（只要它不是纯粹的、强烈的保守主义）所企求实现的变革的出发点。因此，对于政策来说，历史总是不正当的，对于政策企求通过战胜已形成的事物——当然仅仅是在它的基础上——而创造的新的历史来说，旧的历史总是不正当的。 　　所以，只有当我们，用马克思的著名的话来说，观察世界（即历史上形成的事物）的时候，历史才是正当的。因为历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解释历史的发展，也就是在于指出历史是怎样按照因果的必然性根据充分的原因而形成它现在这个样子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在现实中不存在正当或不正当的问题，不存在估价问题，而只存在从因果关系中得出概念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已不再仅仅是希望观察世界，而是希望改变世界的时刻，历史就是“不正当”的了，即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因为那时历史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我们进行观察的对象，而只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出发点了。如果一般说来，我们愿意行动并且能够行动，而不致仅仅成为别人的历史行动的对象的话，那末我们的行动的命题就必须是：历史是不正当的，我们的政策是正当的。 　　但是，政策首先是一种自觉的愿望，一种意识内容，一种思想体系。而整个历史进程必然表现为就其内容来说自然是最终要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并且互相敌对的思想体系的搏斗。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同样也就必然存在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因此每一种思想体系在历史上都是“合理的”。但是，历史在其每次的决定中所完成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对于一种思想体系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神秘的判断，而是对其每次的力量大小的确认。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种思想体系被打败了，这无非是证明这种思想体系所代表的经济力量在这一特定时刻是较弱的。但是这种决定丝毫也不是一定意味着，这个一度被打败了的思想体系，不管内容保持不变或有所改变，不会在以后的某一时刻，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而各阶级的力量对比是不断变化的——获得胜利。关于这一点，能够指导我们的不是历史的进程，而只是对于发展倾向及其通过历史事件而经受到的各种可能的变化的理论判断，也就是说，不是对于过去的判断，而是对于将来的预见。 　　库诺甚至不试图作这样的分析。他简单地把思想体系和幻想相提并论，并且判决说，那些期待或要求社会民主党实行另一种策略的人，都是幻想家，因为历史已作出了决定。的确，历史已作出了决定：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不仅比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比一般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要强大。历史也向我们表明——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产阶级内部要求思想上自我肯定的力量，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要小。 　　但是如果库诺仅仅想向我们说明这一点，那他就可以不必费这个事。因为那个唯一能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根本不能由此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种策略，或者宁可说，这种使党的策略适应和服从于统治阶级在战争期间向社会各阶层提出的要求的做法，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是不是正确的策略，为将来着想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或者相反，是否有必要提出反对。难道库诺真的认为，既然这种策略存在着，它就是合理的吗？他难道完全没有觉察到，如果正象人们必然会假定的那样，这的确是他的看法，那末这就是理论上的全面投降，是认为任何自己的判断毫无用处，是宣布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宿命论？ 　　库诺本人看来对此也有所感觉；但是他既不钻研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又不指明，在战后和在可以设想的战争结局之后，社会民主党必须如何表达它在贸易政策和殖民政策、在陆海军问题等等方面的立场，却要寻找新的材料以便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发现幻想。被库诺作为这样一种幻想而加以指责的有一个所谓的“教条，即资本主义早就破产了，在某种程度上只有靠人工电疗的方法还可以使它苟延残喘”。我们不相信库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中发现了这种表述。我自己在《金融资本》中曾经努力证明，所谓的经济崩溃论，固然曾一度支配过许多理论家的观点，却是无稽之谈。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曾经断然证明，资本主义再生产是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有时为危机所打断，但这种危机总是一再被克服——向前发展的。据说无产阶级应当期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实行自杀，在用局部改良的斗争度过等待时期之后实现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自行消亡是不会出现的。这种崩溃论是根本错误的。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从政治上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明资本家阶级的力量日益削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不如说，社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敌对势力不断增长，只有通过它们的相互冲突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而战胜资本主义。 　　但是当库诺自己宣布一个“教条”，说什么社会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未来暂时还属于资本主义的时候，他自己还是陷入了崩溃论。而且库诺并没有指出——这是十分有趣的——人们能够借以明确认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社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标志。但是，从他的阐述看来，他似乎支持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只有到象纳乌曼弗里德利希·纳乌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德国神学家和政治家，1896 年创立民族社会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编者注有一次所说的全世界完全资本主义化了的时候才有可能“破产”，因此，如果说得形象化一些，欧美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取决于最后一个小黑人可以从本国的纺织厂得到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小裤子。那时，对资本的扩张来说，世界就太小了，那时，崩溃和社会主义就会到来。针对这种必然导致毁灭性的政治无为主义和纯粹改良主义的经济宿命论观点，我们当然就必须说，社会主义问题并不是抽象的资本扩张可能性的问题（即使资本主义——何况还是高度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没有不断的空间扩张就不可能存在这一错误观点是正确的），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权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对历史的考察来说是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对政治行动来说同时也是为实现最终目的而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任务。如果库诺认为，只要某个地方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和地区，资本主义发达的民族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不管怎样，他就是忘记或低估了暴力和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当然，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象库诺再一次殷勤地栽给他们的那样，把政权变动和哪怕只是经济上大规模的重新组织过程设想成那么简单和突然，从来也没有人认为，只要一次群众罢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库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看法，的确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不能作为经济问题，而只能作为政治问题来给予回答的，它对我们的政策来说，只是在一定情况下才有意义。而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中从来在不同的时代就是有不同回答的。只有当这种差别被用来为把我们的斗争降低为纯粹改良主义政策作辩护的时候，它才会导致分歧。这种情况并不是必要的。我们把改良只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我们从来没有因此就不怎么热烈地为改良而斗争。反过来说，人们也可以从另一种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公开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斗争。不久以前库诺本来还在《前进报》上极其尖锐地反对过一切赞同追求殖民目的、甚至仅仅是赞同修筑殖民地铁路的言论。现在库诺提出这个问题是否仅仅是为了拥护纯粹的改良主义政策和主张放弃他本人以前拥护过的原则性政策呢？ 　　关于这一点，从库诺的含糊不清的暗示中也是得不到明确答案的。他首先是反驳那些对帝国主义“必然性”表示异议的人的。“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且对于每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学说来说，需要探讨的问题完全不是在别的情况下也许可能发生什么事物以及人们是否也能够设想发展朝另一方向进行，需要探讨的仅仅是存在的事物，就是说，由历史上既定的前提所产生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贯彻的事物。凡是在发展序列中获得了形态和生命的事物，就是历史地必然的事物。个别人是否能够对这种发展作别的设想，个别人是否喜欢它，它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观念，它是否会招致战争危险，这同发展过程的历史制约性和必然性都没有关系。” 　　对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段话的确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从来没有对这段话表示过异议，尽管库诺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段话对于这里讨论的问题却是毫不相干的。因为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或其他某种历史事实今天是否历史的必然性，而仅仅在于它明天是否还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大家知道，存在还远远不能证明继续存在。因为历史必然性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暂时的、一时的东西，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永不停顿的发展之流中的一瞬间。因为历史必然性——它以此区别于例如表现为引力定律的必然性——是经常变更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原因的变更又引起结果的变更。今天的历史必然性是各阶级的斗争的合力。但首先这些阶级的利益是经常改变的，从而它们的意图也是经常改变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统治时代是一种，在工业资本的优势下是另一种，在金融资本的优势下又是另一种。而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同样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历史的成果也随之变化，只要这种成果一般说来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并且不会作为适应所有各阶级的利益的东西而脱离阶级斗争，例如象渊源于各种方言的书面语言的发展，或者象自从旧的小资产阶级消灭以来的大企业的发展那样。 　　许多社会主义者有一个老毛病，他们把许多适应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和适应这一阶段的各阶级力量对比的东西，理解为至少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性”。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暂时的必然性和一个发展阶段，竟成了无产阶级在未能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服从的永恒的资本规律。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全都确定为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对男人、妇女、儿童来说，十六小时工作日当然不是历史必然性，因为在此期间劳动保护已成为一件历史事实。但是，类似的反对失业保险、反对规定最低工资的论据不是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吗？实际上，这种观点恰恰在于把资本的倾向绝对化和完全忽视了对立的倾向，而不管它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倾向，还是无产阶级的倾向。 　　当库诺完全无批判地把帝国主义作为这种历史必然性向我们推荐的时候，库诺本人也陷入了错误的简单化，库诺正当地谴责过别人的这种往往以特别激进的姿态出现的简单化。实际上，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世界政策，这种金融资本就是银行在其日益增长的监督下作为货币资本交给大工业支配而由大工业作为生产资本运用的资本。在国内，它力图使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垄断地组织在卡特尔和托拉斯之中；为了这种组织的利益，它力图通过保护关税制度保证国内市场归它独占，从而大大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在对外方面，它的首要目的是资本输出。这种资本输出必然要求对不发达地区实行政治统治；金融资本为此利用它所支配的国家政权。开拓越迅速，资本的输出量就越大，国内资本的周转就越快，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须用武力征服殖民地；在短期内争先恐后地把还不发达的地区纳入发达国家的统治或利益范围；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重新瓜分殖民地区的战争的时候，这种吞并还没有结束。从历史上来看，同这一政策有关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们之所以也能够有把握地预言要发生战争，仅仅是因为这一点），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难道这种政策因此也就是不可改变的吗？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主张“重新学习”的人们显然认为，各个阶级不会从这一可怕的灾难中学习到什么，在主要方面一切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只是无产阶级的反抗减弱了。与此相反，我们却认为，对扩张政策的这种特定形式的反抗，特别是对它的暴力方法的反抗，会变得十分激烈。金融资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倾向的确会继续存在，但也会出现另一些反对它的倾向；在它们的压力下，资本的扩张政策是否会采取另外的形式，例如某种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或者，是否会出现一些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利用政权来在社会方面实现它的利益的斗争，这是一个 questio facti拉丁文，意思是：事实问题。——编者注，一个在理论上根本不能给予确定答复的事实问题。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库诺的方法，即承认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劝告无产阶级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新时代里只去捞取可以捞到的东西，这种方法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来说，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承认帝国主义，不管库诺对这一点怎样理解，都意味着大大加强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固然可以捞到一切，但无产阶级可以捞到的东西却是非常之少的。一般说来，如果认为无产阶级现在在自己的行动中（当然不是在对过去进行历史的考察中，因为这毕竟不是它的任务）应该承认帝国主义，直到资本主义对于实行社会主义来说已经成熟，那时就该突然宣布承认并且转向社会主义，那就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设想。因为社会主义本来只能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实现，这种斗争正是要不断地否认、不断地在实践中否定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否定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正象对资产阶级来说对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唯一可能的因而也是历史上必然的制度）的肯定也是历史必然性一样。如果无产阶级只限于在理论上承认处于某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实践中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的各个现象，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那就可能产生一种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而不会产生社会民主党。如果这种无产阶级政策是可能有的，那末它就会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本主义，而不会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 1915 年 5 月 1 日发表。《斗争》杂志第 8 卷（1915 年）第 5 期第 209—2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