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 　　一阵寒冷的暴雨猛烈地扫过街道的各个角落；它鞭挞着如同巨大城堡的外墙一样平滑而坚固的高楼大厦的墙壁，但它的凶暴只能得到后者的嘲笑。雨点象千百根针尖一样刺痛着人们的脸。他们只好躲在雨伞和帐篷下面，紧靠着墙挤在一起。这是一种可怜的防御办法。对这种雨是无法防御的；但是，人们却动也不动。他们沿着街道两边的人行道排成四、五行——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人，工人，女职员，行政官员。他们叫喊着，拍着手，许多人挥舞着小旗子：深红色的横条子旗，中间是一条宽的白色条子，上面有一只用后腿站着的熊——这是柏林市的城徽。 　　三、四十层高的大楼里的多数窗户都开着，人头和脸在灰暗的雨幕中构成无数明亮点。雨变成了雪。它从所有的窗户中散落下来——这是一阵彩色的雪，象五彩纸屑一样：雪片般的纸屑。没有多久，百老汇大街的狭窄的大道上，就被厚厚的一层纸屑所覆盖了。 　　这是 1959 年 2 月 10 日中午。我缓慢地乘着车从百老汇大街向纽约市政厅进发。我站在一辆敞篷车上，但我并不感到寒冷；我简直没有注意在下雨。形影时隐时现。我的眼睛凝视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块块，那是挂在街道的旗杆和灯柱上的旗子——红、白、蓝三色的星条旗，黑、红、金黄三色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红、白两色的柏林市旗。群众的欢呼声象大海的波涛一样。呼喊声从一片喧闹声中冒出来：“嗨，维利！”“祝你幸运，维利！” 　　在三圣教堂前面，我的目光落在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身上。他光着头，没穿大衣，站在一处台阶上，从他那套衣服的考究的裁剪上来判断，他可能是一位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交易所经纪人。现在，他举起了雨伞，挥动着它，并用微弱的声音叫喊：“西柏林万岁！”他周围的那些人也齐声响应——一群穿着工作服、满身雨水淋湿的工人也一起呼喊，其中有些是黑人建筑工人，头戴铅皮安全帽，面孔象乌黑发亮的檀木，他们的声音低沉宏亮：“西柏林万岁！” 　　不，我既不觉得冷，也不感到在下雨。我觉得很温暖，觉得有了庇护，好象我不是在通过纽约的陌生的街道，而是在驶过我自己祖国的柏林。 　　我不知道在这样热情地欢迎我的纽约人中，有多少人对柏林的榜样及其教训有充分的和清楚的了解。不过，我倒是愿意相信，他们全都感到把他们和柏林连在一起的，并不仅仅是以为理应如此的一点认识而已。 　　在我看来，纽约人很象柏林人。他们都是生来就厌恶吹牛和浮夸；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机智，一种令人感到痛快的不拘礼节，但又绝不是妒忌和仇恨的表示，相反，这倒是使人感到有如置身于朋友之间的很自然的方式。“好样的，维利！”“祝你幸运，维利！”“你好，维利！”柏林人和纽约人说着同样的语言。 　　我不是柏林人。我出生于吕贝克，我在外国度过了许多年，我生命中的一个危险时期是在挪威和瑞典度过的。只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我才变成了一个柏林人。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献身于今日柏林所坚持争取的事业了。我在 1948 年回到柏林不是偶然的。我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同柏林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也是必然的。 　　我逃到挪威是在 1933 年，对我来说，挪威不仅是一个避难所，它还是我的第二故乡。1940 年，希特勒第二次侵占了我的故乡。为了一个自由的挪威和一个民主的德国，我进行工作。当我决心把我的全部精力贡献于重建德国的时候，我不是宁愿要德国而不要挪威——我是选择了一种未来，它的实现将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而不单是德国的或挪威的命运。 　　我是怎样作出这一抉择的，以及我为什么成了一个柏林人，这是我的生活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柏林的故事。它们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关于赫伯特·恩斯特·卡尔·弗拉姆这个孩子，我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我知道他是在 1913 年圣诞节前不久的 12 月 18 日出生于吕贝克的。他的母亲很年轻，是一家合作商店的女售货员。他从未见过他的父亲，甚至连他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用了母亲的姓，在家里是从来不提起父亲的。 　　家是一套普通的工人住房，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但是，对他来说，这却不是一个家。由于母亲只能在下班后照管他，在他生命的最初几年就整天寄养在离开母亲工作地点不远的一个妇人家里。他常常是孤独的，一连好多小时没有人去管他。实际上，他没有一起玩的小伙伴。 　　当赫伯特四、五岁的时候，战争第一次闯进他的生活。战争是以一个穿着沾满污泥的士兵服的男人的形象出现的。这个人身上散发出汗水、潮湿的皮革、火药和油脂的气味。这种气味同粗布厚外套、皮带、长刺刀一样，迷住了赫伯特。他很快地爬到了那个他喊作“爸爸”的男人的膝盖上。他让他亲吻，毛茬茬的胡子刺痛了他。他一开始就喜欢这个士兵。从此他们三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这套小小的房子就成了他们的家。 　　但是，没有多久，“爸爸”（实际上是外祖父，外祖母已去世）又结婚了。赫伯特就去同外祖父和他的妻子——（赫伯特叫她姨母）一起过活，不过，赫伯特并不十分喜欢这位姨母。 　　另一方面，对外祖父他却非常依恋。这是一个淳朴而正直的人，并且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能手。他能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回答。母亲每个星期来看他们一两次。在她的微薄收入的范围内，她尽可能地来宠爱这个孩子。 　　外祖父生长在农村，在麦科伦堡一个有名的伯爵的一座大庄园里当雇工。外祖父的父亲仍然被当作农奴一样来对待，遭受鞭打已不止一次，就连一点轻微的过错也要受到体罚。然而，外祖父却敢于反抗地主的统治。 　　直到那时，还有着一个习惯，要在议会选举之前，地主才把白兰地酒分给干活的人。在选举那天，人们必须来到管家的屋子里。在那里，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大汤碗。管家坐在桌子后面，让工人们从他面前经过，把选票一张叠一张地放进碗里，管家则记下他们的名字。这样，地主以后就很容易查明每个工人是怎样投票的。 　　当外祖父经过桌子的时候，他装出偶然不小心的样子把碗打翻。选票散落满地，管家怒不可遏，破口大骂，但也无可奈何。他已无法确定哪一张选票是属于哪一个工人的了。外祖父的机智战胜了管家。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徒，是村里最早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后来，外祖父搬进市镇，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战后，他在吕贝克德莱根工厂找到了工作，他是一名卡车司机。 　　几年之后，赫伯特经历了一次可能是他儿童时代的最重要的经历。 　　吕贝克的工人进行了罢工。罢工导致了全部工厂关门停工。那真是困难的日子。 　　那时，赫伯特才八、九岁，已经懂得贫富之间的区别。他知道，他属于穷人一边，有许多东西是他不可能得到的。但是，真正的贫困他还不知道。现在，饥饿突然象一个凶恶的地主一样站在厨房里了。 　　“你饿吗，我的孩子？” 　　赫伯特停步在一家面包店前面，十分想望地盯着面包和面包卷。它们以前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香甜过。从店里散发出来的诱人的香味，使他有点儿神魂颠倒。他心烦意乱地转过身来。 　　孩子马上认出了那个在同他说话的绅士。他是“首席检察官先生”，德莱根工厂的董事之一。 　　赫伯特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后点点头。 　　于是，这位董事先生拉着他的手，带他到店里，买了两个面包给他。他说：“这给你，我的孩子。” 　　赫伯特掉过头就拚命地跑，他害怕这位绅士改变主意，再把面包从他的手里拿回去。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家里，喘着气把这个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告诉了外祖父。 　　外祖父变得非常严肃。他说：“马上把面包退回去！” 　　赫伯特弄不懂了。“退回去……？面包是首席检察官先生给我的。” 　　“给面包……！一个罢工者不可以从他的雇主那里接受什么礼物。我们不能被我们的敌人所收买。我们不是乞丐，对乞丐人家才施舍一点东西。我们要求得到我们的权利，而不是礼物。马上把面包退回去。” 　　赫伯特从来没有看见过外祖父这样严厉，这样生气。他感到很狼狈，更感到羞耻。他不是早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吗？他在家里曾经仔细倾听过外祖父和他的亲戚以及工人们之间的讨论。现在，他当然只有执行命令。事实上，与其说是一个平常的命令，不如说是外祖父交给他的一项使命。他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被派往敌人阵营中去送书信的战士。 　　他得意洋洋地走回面包店去，傲然地把面包放在柜台上。他高声喊道：“面包在这儿——我们不要它！”他感到了胜利，这胜利使他连饥饿也忘记了。这些童年时代的经历更加强了赫伯特和他的外祖父之间的关系。 　　赫伯特是他所在班级里的一名最好的学生。他学习不感到困难，他是一个贪婪的阅读者。但是，他甚至更加喜欢听外祖父讲关于战争、关于没有战争的未来、关于农村的贫困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将如何永远结束一切贫困的故事。 　　和他的同学一样，赫伯特从神话世界和传说里寻找他的英雄人物。然而，不象他的大多数朋友那样，他有他自己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和费迪南德·拉萨尔。 　　对于外祖父来说，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纲领；倒象是一种宗教。它将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兄弟，它将消灭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甚至连货币也将消亡。赫伯特倾听着这些预言，从不感到厌倦。当外祖父开始唱工人们的革命歌曲、《马赛曲》和《社会主义者进行曲》时，他的心脏也跳动得更快了。 　　那是个狂热的年代。据说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执政——但是他们是否真正掌握了实权呢？他们的领导人弗里茨·艾伯特当上了共和国总统——但是，多半是其他政党的意志占优势。外祖父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谈到历史的时钟可能即将倒转回去的危险。他们一直存在着这种忧虑。 　　1920 年的卡普叛变——在柏林发生的一次反动的军事政变——被工人们的一次总罢工粉碎了。 　　1921 年，共产党人发动了一次政变，也没有成功。 　　1922 年，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以后，工人们郁积在心中的愤怒在声势巨大的示威游行中爆发出来了。 　　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吕贝克的工人们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把他们拘留起来，并组织了一支义勇军。外祖父在一个警察分局里值班，象一个书记官一样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一个红袖章套在他的手臂上。赫伯特被允许把中饭带去给外祖父吃。 　　他发现外祖父和他的同志们都十分兴奋。一名共和国警卫兵抓住了一个在街道角落里撒尿的人。这还象一个工人！他的行为怎么能这样卑鄙！立刻给予了惩罚——在他的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顿鞭子。那将教他记牢无产阶级的尊严和共和国的纪律。 　　1923 年，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这个十岁的孩子不了解它的原因。这个人人都在使用的奇怪字眼“通货膨胀”——就象习惯于使用“战争”和“革命”这些词一样——当你领到工资不得不立刻去购买你的食品时，就获得了一个具体的概念，因为在第二天，钱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当新马克开始发行时，要求小学生出去把所有的旧纸币收集起来。他们用很大的洗衣篓装满了纸币，把它带到学校去。每收集到十万亿马克，就奖给一根棒糖。它只值新币一芬尼。 　　当赫伯特十三岁的时候，由于他的优良成绩，获准进入一所高中。他得到一笔奖学金。第二年他又进了一所很有声誉的约翰高级中学。 　　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结婚了。她的丈夫来自麦克伦堡，同外祖父一样，也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身材高大、强壮、热情的砌砖工人。赫伯特叫他叔叔。 　　在那些日子里，赫伯特才第一次听到据说就是他父亲的那个人的名字。这名字听起来象瑞典人，又象丹麦人，也象挪威人。但是无论象什么，孩子都不感兴趣。他会感兴趣吗？ 　　我可不知道。我记得的只不过是上面叙述过的几个插曲而已。一层暗淡无光的幔帐遮盖着这些年份，它灰暗得如同吕贝克港口上空的雾一样……形象和面貌好象影子——它们时隐时现，象飘浮在北海波浪上面的沉船碎木一样。 　　对我说来，要相信赫伯特·弗拉姆这孩子就是我自己，那是很困难的。 　　在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为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人民信使报》写过一些短篇作品。我曾得到过奖品——一部费尼莫尔·库柏写的《皮绑腿的故事》。受到这次成功的鼓励，我就尝试着写一些短篇的特写和散文。 　　我在文学方面的努力所得到的报酬虽然是十分菲薄，但这是我第一次挣得的钱。 　　我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好象是无可避免的。母亲、她的丈夫和外祖父都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可以说，我是生长在社会主义之中的。但这并不是说，当我试图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寻求我的地位时，可以免除麻烦和不犯错误。 　　青年运动吸引着我，首先是由于它的浪漫主义。它意味着徒步旅行、野营、交朋友。我们作长途旅行，游览了北海和波罗的海。我们在安德纳赫附近来因河上的一个岛上度过了一个夏天，在那里，进行过一次叫做“隼”的野营。 　　青年运动是很好的训练。我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才能，我是一个不坏的演说家，十六岁时，就已担任了一项负责职务。还一度是我们地区组织的主席。 　　1930 年，我被批准为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党员。当时我还不到十七岁；而成为一个党员，照章必须年满十八岁。我之所以例外，是由于我担任了《人民信使报》的“特约编辑”的缘故。尤利乌斯·勒伯尔是我的介绍人。 　　尤利乌斯·勒伯尔是《人民信使报》的总编辑、吕贝克社会民主党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他是一位出色的、雄辩的演说家，具有古罗马护民官的风度。 　　他是个知识分子，但普通老百姓和工人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他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想望，对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有着一种明确无误的直觉。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正确地觉得：这个人知道他想追求的是什么，并且能热烈地去追求它。这个人决不妥协，他不是一个盲从者，而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在前线得到的经验锻炼了他。他确信，个性、坚强的意志和勇敢要比一个政党的僵死的机构更为重要。这个观点使他与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发生了矛盾。他指责领导人压制青年人的创造力；他称他们是“已经过时的公式和口号的俘虏”。 　　他同样坚决地同急进派进行斗争，他们在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宣称民主是不值得维护的“旧帽子”。同国际主义者一样，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和肤浅的民族主义同等看待。勒伯尔批评魏玛共和国的缺点，但是，极力主张这样一个论点：“社会主义而没有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他赞成这个代表了民主的公正的共和国，反对那些“靠狭隘的唯心主义过活的得过且过的人”，他被称为“右派分子”。 　　左派指责他背叛阶级斗争的原则。他希望社会民主党成为“在战争中迷失了方向、正在寻求一个新的祖国的中产阶级的青年们的一个归宿”。然而，对这个奇特的社会主义者，对走他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人进行嘲笑的，并不仅仅是左派而已。 　　我们这些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然是“左派”，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同勒伯尔的私人关系。回忆起来，他同我这个没有父亲而长大的人似乎有着象父子之间的关系。 　　1931 年秋，纳粹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冲锋队和反动的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联合组成了一个“哈尔兹堡人阵线”。希特勒的党徒们企图推翻他们所厌恶的普鲁士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但是，尽管他们同保守分子联合，并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他们举行的旨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公民投票，结果还是失败了。当时，一些最反动的集团——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金融家和官僚、财政部长沙赫特和德国军队的首脑——认为采取“直接行动”的时机已经来到。对于这一威胁，社会民主党的回答是组成“钢铁阵线”——一个由各种工人体育运动组织、帝国旗帜协会（一个民主的退伍军人组织）以及“铸锻”工厂等联合组成的组织。 　　正好在这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和党分裂了；这是领导上采取的纪律措施所引起的。少数代表，一些积极的地方党组织，特别是萨克森的党组织，最后是——但并非不重要——很大一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吕贝克，只有少数的老社会民主党党员参加了新党，但许多青年同志都参加了。勒伯尔试图阻止我去跟随他们。他问我，是不是完全疯了。这时候，他失掉了过去在我们私人讨论问题时他常常表现出来的那种长辈的平静。他硬说新党是一群跛子的协会。他们还想进行革命？他们都是无能之辈，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身体上和智力上的低能，才转向激进主义。“尽管你还年轻，但你能够欣赏一本好书，一瓶好酒，一位漂亮姑娘对你的垂青。你是很正常的，你不应该属于那个宗派集团。” 　　我认为勒伯尔不公正，我对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服，比我过去所敢于表示的还要强烈。于是，我们痛苦地分手了。 　　我离开了社会民主党。这个直截了当的结局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我忍受着同勒伯尔决裂的痛苦。我也不可能再为《人民信使报》工作了；我从另外的新闻工作上取得的收入是很少的。 　　这还不是我参加新党的唯一的物质上的损失。我曾经计划上大学；勒伯尔已答应资助我去学习。现在，这就完全不可能了。 　　我不能抱怨没有工作。我虽然还年轻，新党却让我做一名政治指导员。作为一个组织者和讲解员，我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但是，我的一切工作都是尽义务的。我该怎样来挣钱糊口呢? 　　我在吕贝克一家船舶代理商行里找到一个工作。在那里，我同那些后来证明对我很有用的人——水手、渔民、码头工人——有了密切的接触，我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顾客们”成了好朋友。我白天为商行工作，傍晚从事政治活动，我没有空余时间去沉思冥想和自怜自叹。这倒也好。我的生活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十分坚强，足以制服它。 　　1933 年 2 月 1 日，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两天，勒伯尔被捕了。 　　在他开完会和几个朋友回家的路上，他被冲锋队的一伙人抓住了。作为他的保镖护送他的“帝国旗帜”的同志们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勒伯尔受了重伤，鼻梁骨被打断，他被抓走了。在这次战斗中，一个敌人被打死。虽然勒伯尔和他的朋友们的行为是自卫，并且尽管他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享有豁免权，但他仍被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大大地激怒了吕贝克的工人。为了迫使释放勒伯尔，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举行集会，要求宣布总罢工。 　　我也是向自由工会的地方支部主席提出这些要求的一个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我们把我们的决议案放在他桌子上的时候，他甚至连看也不看，就叫我们立刻把它带回去。根据最近的法令，罢工是严加禁止的，难道我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此后两周，我简直没有睡觉。必须点燃起反抗的烈火。我想——我这个假定是对的——在其他城市里，一定有更多的工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为了要求释放勒伯尔，我们举行了一小时的抗议性的罢工。 　　然后，在 2 月 19 日，吕贝克举行了这个城市历史上最强烈的一次游行示威。一万五千人聚集在布格费尔德。新的统治者的威胁吓不倒他们，严寒也不能把他们赶走。 　　在他的妻子的请求下，勒伯尔从监狱的医院里被释放出来几天。他获得允许去参加布格费尔德的集会。 　　当他头上缠着绷带，以不沮丧、不屈不挠的坚强态度在主席台上出现的时候，他只喊出了一个字：“自由！”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勒伯尔。 　　过了九天，也就是 2 月 28 日，这一天国会起火了。但是，尽管使用了诈骗和恐吓的手段，3 月 5 日的选举却没有给希特勒带来他所希望的多数选票。 　　在下一个星期日，我们左派社会党人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我们已经是“非法的”了。为了逃避警察的搜查，我不得不隐匿身份。我戴上一顶着了色的学生帽作为伪装，这个办法其实并不十分高明。在旅行中，我使用了我的党内名字：维利·勃兰特。 　　我得到了要立即逮捕我的警告，由于当地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我要隐藏在另一个德国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一个能够掩护我的政治活动的职业；而且在德国我也无法谋生。 　　尽管伟大的冒险事业是那样吸引着我，要我对吕贝克说一声“再见吧”可不是容易的。 　　首先，我到了附近的特拉弗明德，在那里，已经在一个渔民的家里安排好一个隐藏的地方。可是，甚至在这里，我的隐避也险遭失败。 　　我粗心到居然陪了那位渔民到一家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在那里，我碰见了以前的一个同志，他已经投奔了新主子，他显然立即明白了我的意图。我要转过身去逃跑已经是不可能了。我装出毫无理由要害怕的样子，很热情地向他问好，并同他一起在柜台前站立了几分钟。在小酒店里度过的这几分钟真是既漫长又难受。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尾随我，会不会去叫警察，把我出卖掉。 　　午夜，当那位渔民把我带到他的船上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只装着电动机和风帆的小艇。我在箱子和绳索的后面找到了一个隐藏的地方。海关检查员没有发现我。 　　在拂晓之前，我们扯开风帆——向着丹麦海岛诺兰上面的一个小城镇罗埃德比哈文驶去。 　　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旅行。天气很坏，晕船几乎是难以忍受的。 　　当我们登陆的时候，我几乎站立不起来。喝了几杯浓咖啡，我的朋友又给我在咖啡中加进了许多白兰地，这才使我恢复了活力。 　　于是，我带着一只公文包和一百个马克在自由世界登上了岸。 　　我一到奥斯陆，就去访问了芬·默。他是挪威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报》的国外编辑，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热心厚道，能够帮助一个患难同志的。战后他成了挪威驻联合国的代表和挪威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亏得他从中设法，我每月得到了一笔小数额的津贴。这是由挪威职工会为了援助国内贫困同志而设立的一项特别基金提供的。因为我自愿在秘书处做些文书工作，我得到了加倍的收入——每星期三十个克朗和一项房租附加津贴。我的生活是很俭朴的，但是，我丝毫也不感到生活严峻或令人沮丧。 　　几个月后，我已经能够不要任何经济上的资助了。我又干起了我的新闻记者的旧行业。我在几十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我为职工会刊物撰写的特写，给我提供了一笔足够保证我的物质生活的收入。 　　不久，我决定不愿再当一名流亡者了。我是流亡者联合会的主席。因为我十分关心处在不幸之中的难友们的忧虑和困苦，我认识到有重新扎根的必要；我不要做一个局外人。这个决定同我的年轻气壮多少有些关系。我不能也不愿老是缅怀往事。我不愿在一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孤独状态中过日子。 　　我热切地设法同德国保持密切的接触；同时，我认为尽快地在挪威的政治生活中扎根也是同样重要的。根据我的情况，它意味着要同劳动党，首先是同它的青年联盟进行积极合作。要做到这点，不通晓挪威语言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能够阅读挪威文。再过几个星期以后，我已能够说得比较好，足以使人听懂。而在我到达几个月以后，我第一次用挪威话作了公开演说。不久，我就能够象使用我的祖国语言那样熟练地掌握它了。 　　我们怎样才能帮助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呢？这个问题经常地盘踞在我们政治流亡者的心中；它带给我许多不眠之夜。我们尽力设法不失去同我们祖国的私人的和政治的联系。我们尽可能地经常同我们的德国同志们会见，交换意见和互相慰问。我参加过许多次这样的会见。哥本哈根是同那些从吕贝克和德国北部其他部分来的朋友们开会的一个好地方。我们也利用“非法的”通信，用隐秘的地址，无色墨水，用点小聪明的办法对信件检查官掩饰信上的真正原意。 　　我们印制了一些“非法的”报纸和小册子，将它们偷运到边界那一边去；遗憾的是，虽然我们使用了一切屡试不爽的伪装办法，比如给手提皮箱造一层假夹底，在书籍的封面内塞东西，可是我们的出版物仍只有一小部分能到达目的地。 　　我记得 1934 年年底举行的一次审判；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地下领导人——其中有我的朋友马克斯·克勒和斯特凡·森特——是被告。他们只有等着被判处重刑，很可能是死刑。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援救他们。柏林当局被一片抗议声所淹没。我们在挪威动员了一批高级法官和律师签名请愿，其中也包括未来的奥斯陆市长布林尤夫·布尔。当这份请愿书在审判庭上当场宣读的时候，德国的法官们还误认为这是挪威律师公会的正式干预。首席检察官对“这些自称为律师的先生”大发脾气，但是，这份请愿书证明是有效果的。我们的朋友能遇到这些法官是十分幸运的；虽然他们肯定不会同情这些“社会主义者卖国贼”，可是，在那时候，他们还无法回避国际舆论的压力，同时也还没有完全受纳粹的支配。所以审判结果只判处了较轻的刑罚。由于我们进行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和来自国外的观察家们的在场，被告们甚至得到了驳斥预审记录的机会，并且真的在法庭上把他们在盖世太保本部遭受毒打的伤痕露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能够从奥斯陆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案件，是尊贵的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泽基案件。他是我们青年人非常爱看的《世界舞台》的编辑。由于他那坚决反对秘密重整军备的立场，他在 1933 年以前就已经同法律发生过多次冲突了。他是在火烧国会的当天晚上首批被捕的一个。 　　他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许多年。象他这样一个衰弱多病的人，居然能够捱过这许多年而未死，也真是一个奇迹。最后在 1936 年，由于他患了不治之症，被转移到了柏林的一所医院中去。这时，“奥西泽基案件”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我不认为我能够对奥西泽基在 1933 年以前发表于《世界舞台》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表示同意；但我仍然引以为荣的是，我能够积极参加为这个希特勒的受害者、勇敢的反军国主义战士、“德国报界的第一位绅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而作的努力。 　　提名的打算是奥西泽基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些朋友在 1934 年发起的。它得到了我们的挪威朋友们的欣然赞同。但是，已经来不及把奥西泽基的名字提交给必须选出当年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委员会了。 　　次年，许多更加著名的人士，诸如以前的奖金获得者和哲学、国际法的教授们，也都支持我们。但是，1935 那一年没有颁发和平奖。到 1936 年，将近一千名有国际声望的人提名奥西泽基。在瑞士，有一百二十四名议员支持他的提名。部分是由于我的努力，有六十九名挪威议会议员和五十九名瑞典议会议员在一份正式申请书上签名为他申请。 　　1936 年 11 月 23 日，等待已久的决定终于出来了。五人委员会决定授予卡尔·冯·奥西泽基以 193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希特勒遭受了一次道义上的沉重失败。他大为恼怒，竟然发出了一道特别命令：德国公民今后“永远”不准接受任何诺贝尔奖金。 　　1936 年 11 月，当我得知我们活动的胜利成果时，我已经不在奥斯陆了。我是在柏林听到这个消息的。 　　1936 年夏，我收到一封我们的巴黎委员会的来信。要我去负责我们的“梅特罗组织”——梅特罗是柏林的代号。再看见德国，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前景。我知道这件事包含着严重的危险，但我决不会把危险当作借口而说声“不”。 　　在奥斯陆，我们有位朋友，他是一个制造旅行必备的证件的专家。他造这些证件是为了事业，他从来不为他的工作而接受一分钱的报酬。 　　我通常是用一张挪威的“外国人护照”出外旅行的。这张护照看上去和真的一样，尤其是当你把它放在一个精致的套子里时是如此。但是，这骗不过德国的边防警士。一位同学帮了我的忙。他和我年龄相同，他把他自己的护照借给我。我们的专家用我的照片替换了我的朋友的照片；我把他的经历记熟，并练习他的签名，直到看上去完全象他自己的签名一样为止。 　　我先到巴黎去详细讨论我去柏林的任务。我这次和同志们会见，心情感到十分沉重。这时我是准备去冒生命的危险的——象我的在德国的朋友们一样，再过几天我就要见到他们了——可是，在巴黎却老是吵闹，老是争论不休，一种相当令人不愉快的流亡者的气氛。 　　在去柏林的卧车上，我已经把最近几天在巴黎所经历的情景完全抛在脑后。我的一切思想都已集中在柏林等待着我的工作上面。 　　我到达柏林后的第二天，依照预先商定的办法，先到韦特海姆百货商店去找一个人，再由他领我去同我的柏林同志们联系。他果然在那里。于是，我顿时不再感到孤零和陌生了。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尽管到处都是卐字旗和耀武扬威的褐衫队员，但我仍有许多朋友，他们和我共命运，做我的后盾；当我想到这一点时，就产生了一种安慰和安全感。我的党仍有两百多名党员在柏林。他们以五人一组的形式组织起来。而我们只不过是许多德国地下反抗组织中的一个罢了。 　　我在库尔富斯滕达姆和约阿希姆斯塔勒大街的转角租到一间有家具的房间。房东太太是位很不错的中年妇女，她并不隐瞒她对新统治者的轻蔑。尽管这样，我不敢流露我的真实感情。我怕让自己卷入政治讨论中去，我极力设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一个非常钦佩德国科学和文化的纯洁的学生。我在奥斯陆曾遇到过这类青年；可以肯定，要维妙维肖地扮演这种角色，我是不会感到什么困难的。 　　我没有料到在柏林会遇见这样一个挪威人。而这个人不仅是过于天真，而且还公开地同情纳粹党。 　　在我到达柏林几天之后，我到帝国银行去兑换“学生马克”——在德国留学用的外币，可以按照较优惠的汇率兑换。一个银行职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位同胞，象我一样的一个学生，刚刚为了同样的事情来找过他。“就是他！”这位银行职员打断了自己的话，向一个青年招呼，于是，我不得不和他谈起来。 　　“我的同胞”很高兴和我相识，但我却远不是那么高兴。他立即向我提出了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问我是挪威什么地方人，在哪个学校念过书；他想要发现我们是否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讲的挪威话不致引起人家疑心，这点我是有把握的；但我生怕在答复问题时，可能会露出马脚。竟没有办法可以不把我的住址告诉他就摆脱掉他。两天以后，他真的来看我了，坚持要我参加一个挪威的纳粹学生组织。我说我没有时间。 　　每天早晨，我象一个好学生那样到大学的图书馆去。我系统地硬着头皮涉猎了纳粹著作——甚至连《我的奋斗》也没有把我吓退。在这之前，我只看过一些摘录选本。现在，我不得不把整盘的不能消化的菜肴都吞下去：我从头到尾读完了希特勒这部圣经。我想，这真是个英勇的任务，甚至更加英勇的是，我还必须穿过罗森堡和其他一些纳粹“理论家”的意识形态的荆棘丛林去寻找我的道路。 　　这是 1936 年的秋天。在那几个月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陷于瘫痪；在德国内部，他迫使他的反对派觉得，纳粹主义的进展是不可抗拒的，要进行抗拒，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话，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当希特勒重新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占领非军事化的来因兰，大胆破坏国际协定时，反对他的人，其中包括国防军总参谋部的高级官员们，仍希望西方国家会堵住这个独裁者的道路，迫使他向后退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保持旺盛的抵抗精神呢？这是我们最操心的问题。在一些大工厂里仍有一些可以信赖的同志做骨干。我们不知道某些半合法的反抗运动是不是能够开展起来。 　　柏林反映了这个独裁者的自大狂。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几万外国人。他们颇受戈培尔的宣传的影响。不为所动是不容易的，因为无论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纳粹主义的成功，青年人的笑脸、宏伟的新建筑和经济的繁荣似乎都成了它的佐证。柏林呈现出一派豪华壮丽的景象，使得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不已。 　　没有一点表示异议的声音干扰会场上的欢呼，因为，集中营里的哭喊声和受折磨的被害者的垂死呻吟声都传不到运动场里来——甚至也传不到库菲斯滕丹。在韦丁，在诺伊科尔，在工人们所住的郊区，我们至少是听到了他们微弱的共鸣。除此以外，就是“另一个柏林”了。 　　不久，我就适应了一种“非法的”人的生活了：我自称为“马丁”，一直需要装假和伪装，必须经常隐藏你的真实感情，不信任的心理老是使你害怕每个偶然相识的人都是密探，每个以前的同志都是叛徒，“联系”的组织和秘密会议——我的头脑里充满了人的面貌和密码，它们在睡梦中还纠缠着我。 　　有一天，房东太太告诉我，要我立刻带护照到附近的警察所去。我已被人怀疑了吗？有人告发我了吗？我断定，对这种要求如果不立刻照办，或表现出任何害怕的样子，都只会使我的处境恶化。因此，我就到警察所去了。 　　这是一场虚惊。我的护照过了几天就还给了我。后来，它也成功地把其他警察人员的吹毛求疵对付过去了。 　　另一天，我坐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看到在邻桌上坐着我的一位来自吕贝克的旧友。他也看见了我，他的脸上很快地掠过一丝笑容。我想招呼他，但又不敢。我知道他在集中营里已经呆过一些时候。是不是仍旧有人在跟踪他？假使他现在走到我这边来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他脸上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他把头转向别处。我懂了，很快地付了账，急忙离开了咖啡馆。 　　这类小事件有过许多次。它们使得我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 　　当我在 1937 年 2 月去西班牙时，内战已发生了八个月。仅仅在几个月之内，革命就已转变为一场外国镇压西班牙人民的战争。 　　我看到这个共和国所面临的巨大危险。这些危险威胁着自由，它不仅来自佛朗哥和他的德国和意大利盟国方面，而且还来自忠于共和国的队伍。作为曾经惨遭打击的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参加者，我认为我的责任不是去捧我的西班牙同志们，而是要坦率地和他们谈谈，另一方面，为了我们自己将来的斗争，也要从西班牙事件中吸取适当的教训。“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西班牙同志们，”我写信到奥斯陆说，“但是，为了帮助，我们必须有勇气批评。” 　　我带着这个任务，作为斯堪的纳维亚报纸的一名记者和我的流亡在外的政治朋友们所委派的一个代表，来到了西班牙。 　　我在西班牙的五个月充满了极其矛盾的印象和十分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将来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类的伟大和渺小竟如此地接近和交织在一起，这不能不令我感到十分惊异。革命并不象它的官方诗人们所描绘的那种庄严神圣的情景。 　　我一次又一次地深深地被英勇的自我牺牲和崇高的理想所感动，这种理想甚至能使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也不得不对普通老百姓、一个小农民或一个贫苦的女工的尊严和崇高表示钦佩。西班牙人民赢得了我的无限的敬爱。 　　另一方面，共和阵营内的混乱、革命领导人的天真和政治上的无知则使我深为失望。 　　共和阵营内的危机在那个关系重大的 1937 年 5 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在巴塞罗那达到了顶点。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发生了流血的冲突之后，接着又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工人中的他们的反对派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 　　在这些悲剧性事件的印象还很新的时候，我写了一本小册子，试图对这场战争的两重性作一解释：“一方面，这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一次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民族起义。左翼社会党人的主要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是社会革命，共产党的行动则完全象是莫斯科的附庸。毫无疑问，斯大林是想要击败弗朗哥的，但他却完全不愿意让西班牙人民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在我出版了一本批评性的小册子以后，共产党人不仅象社会民主党人在极左时期称呼斯大林那样，把我叫作“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还污蔑我是“弗朗哥的代理人”和“盖世太保密探”。 　　来自许多国家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他们了解我在西班牙的活动情况，不顾各方面对我发出的种种责难，都为我担保并证明：我向来是为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和团体的真诚合作而工作的。 　　后来在柏林有一个政敌竟硬说，我作为一个“红色阵线的战士”和“国际纵队”的成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好吧，假使我——象我的一些朋友在阿拉贡前线那样——曾拿起武器来保卫那个合法的西班牙共和国和欧洲民主的事业，那我也决不会感到羞耻。但是，我的活动却只局限于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工作；后来，在我回到奥斯陆以后，我曾为受苦的西班牙人民作过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 　　现在在这里承认我在 1937 年曾为西班牙忠于共和国的一派人说过和做过的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对几世纪来一直遭受严重折磨的伟大的西班牙人民的同情从来没有动摇过。的确，事实并不象我们在那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双方都犯了许多罪行。但毫无疑问，反抗法西斯叛乱的武装斗争是完全合法的和正义的。如果西方国家没有让西班牙共和国受到苏联人的操纵支配，如果它们没有让西班牙的民主制度受到伤害以至死亡，那么，它们的行动就会更明智一些了。西班牙内战要是产生了另一种结局，那就肯定会削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地位，也许还会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 1938 年秋天，我的朋友鲍里斯·戈尔德贝格和我再度参加了一次人民阵线的会议。会议是在巴黎吕特蒂亚旅馆举行的。 　　托马斯·曼的哥哥、著名作家亨利希·曼是这一组织的名义上的领袖。我看过他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除了《臣民》这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它甚至可以说是一部预言小说，对我这一代有巨大的影响——以外，他的作品使我感到相当沉闷。这也许是我自己的过错。我觉得亨利希·曼的小说太“不自然”，笔调和文字都很老练，但同我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毫不相干。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真诚和仁慈表示钦佩。 　　当我看到那些充当大会的幕后操纵者的共产党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如何滥用这位小说家的政治上的天真时，我格外感到沮丧。许多“独立的”和“民主的”发言人，据我所知，都是些共产党的代言人。 　　我同亨利希·曼只有一次极短的私人谈话机会。我深为这位作家对他所热爱的德国的真实的忧虑所感动。这位生根于法国的文化和精神的举世闻名的世界公民、德国人民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在德国流亡者中他可能是最纯粹的德国人。象我一样，他是吕贝克人。这使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希特勒，这个引起战争的危险人物，把野蛮行为推向高峰——亨利希·曼把他的忧虑归纳为一句话：“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的吕贝克了。”对他来说，这句话不幸成了事实。 　　慕尼黑的崩溃，西方政府的屈服，热切希望联合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以反对希特勒和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愿望，使得要求团结的呼吁，即使是对那些完全不相信苏联对和平的无私热爱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吸引人的。维利·明岑贝格是努力使各种不同的流亡者团体密切合作的幕后推动力量。但是，共产党人却再一次做了比他们最厉害的敌人所能做的还要多的事，使合作成为不可能。 　　明岑贝格尽管是党内的老党员，但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的不平凡的组织天才和政治上的敏锐性就是他的敌人也是承认的，可是，这时却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他曾经是许多被处决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朋友，所以特别为斯大林所疑忌。一心专门搞党务的典型人物瓦尔特·乌布利希接替了他。乌布利希随时都准备并且愿意忠实地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每一个命令。同他是不可能有人情上或政治上的关系的。 　　明岑贝格是一个老革命者和一个现代实业家的奇特的结合体，他公开地同共产党人决裂了。两年以后，他象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这种独立行动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从法国的一个集中营中逃出来，死在接近西班牙的边境上。他是如何被杀害的和被谁杀害的，一直未曾查明。 　　战争的头几个月有一种不实在的气氛。这些日子好象遥远北方夏末的白夜一样：神经紧张，处于一种奇怪的激动状态，坐立不安象是血液中了毒，同时又觉得瘫痪无力，处在一种阴郁的宿命论的支配之下而无可奈何。 　　每天早晨，我到我自己布置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去，准备讲演稿，写文章——还有许多信件。我还在写一本书，是关于战争目的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民主将得到胜利这一假定作为基础的，我试图透过种种口号的迷雾，探讨在独裁者垮台以后欧洲将面临的各种真正的问题。 　　不真实的是西线的战事，这场“可笑的战争”，本来一点也不可笑，但它的矛盾百出却几乎是荒诞可笑的。真实的是希特勒对波兰的闪电式的胜利，是这个不幸的国家被褐色的和红色的独裁者所瓜分。真实的是苏联对芬兰的侵略。 　　不真实的是和挪威友人们——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在高山上的一间滑雪小屋中举行的圣诞聚会；不真实的是他们所阐述的和平主义理想。几个月以后，就是这些人变成了抗战的战士。 　　真实的是，1940 年复活节假期中，我们在冰天雪地里体验到的和谐、极大的安静和完全的和平；在这个我们的朋友朗格一家人的山间隐居处，战争看起来是多么的遥远，人类的装模做样和争吵不休又是多么的渺小。可是，这种思想——这种幽居和喜悦的感情，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不现实的吗？ 　　我们度假回来后没有几天，在 4 月 8 日，现实就象飓风一样袭击了挪威。 　　那天下午，报纸上的头条消息使人感到惊惧，但似乎更加感到不可理解。 　　一百条战舰已通过丹麦海峡向北驶来。这是什么意思？ 　　那天下午，我们听说汉堡邮船“里约热内卢”号在挪威南海岸外被波兰潜水艇击沉。这条船上载着士兵和马匹。只有几个士兵获救并被送到岸上。经询问，他们说他们的目的地是卑尔根港。 　　奥斯陆政府决定尽一切努力维持挪威的中立，不给德国以任何借口进行干涉。科特教授和政府中的大多数成员都确信，这样一种政策对德国最为有利；他们认为，挪威的中立不会受到希特勒的威胁，但会受到同盟国的威胁。德国的进攻只能是同盟国“挑衅”的结果。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政府决定对英国和法国的照会提出强硬的抗议。 　　在同一天晚上，虽然有惊人的消息，但挪威军队的最高司令部仍然坚持这种看法，认为德国海军的行动是指向丹麦、日德兰群岛或法罗群岛，肯定不是指向挪威的。从被击沉的“里约热内卢”号船上救起的士兵的相反陈述，被驳斥为仅仅是一种诡计。而且政府也不下令动员那支力量薄弱的军队。只有海防警备队进行了警戒。在晚上，信号烽火完全熄灭。 　　4 月 8 日那天晚上，我在德国朋友们的一个集会上发言，我说，我们很可能在明天就会看到对奥斯陆的进攻。 　　我刚收到我所写的新书的第一本作者样本。我得意地把它带回家去。想不到在几个星期以后，我的出版者在盖世太保的命令下竟把整版书都销毁掉了。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急促的但很轻的电话铃声吵醒。一位朋友极为激动地告诉我，他已经花了两个小时给我打电话而没有打通；电话线路出了毛病。德国军舰已深入奥斯陆峡湾；德国侵略军已在沿海各处登陆。 　　几分钟之后，我们已在途中。首先，我们到泽韦林医师的家里，他一家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在那里，叫我立刻驾车到奥斯陆郊区的某地去。 　　成千上万个象我们一样的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逃避严酷的现实而进入了一个捉摸不定的未来。 　　4 月 9 日，挪威议会的议员们在奥斯陆以北大约八十哩的哈马尔集会。外交部长向他们作局势最新发展的报告。正在作报告时，消息传来，有一小队德国军队正接近这个市镇。议员们不得不继续逃跑。他们转移到了埃尔弗鲁姆镇。 　　我们在傍晚到达那里。听说在几小时之前，挪威议会在它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举行一次对政府的特别信任投票。为了加强国家的团结，非社会党的各党代表们也加入了内阁。 　　德国公使既然建议进一步磋商，挪威议会就委派了一个包括外交部长和三名代表的代表团。人们觉得，为了在最后一分钟使冲突获得和平解决，应该竭尽所有一切努力。 　　在 4 月 9 日到 10 日的夜里，一队德国军队试图进入埃尔弗鲁姆。它的意图可能是想阻止挪威议会进一步讨论，俘虏国王和政府成员，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入瑞典境内。 　　奥特·鲁格上校使这一企图遭到了挫败，他在极匆促中，以军官和志愿军临时组成了一条防线。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地点，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小汽车停在那里，换乘卡车驰向靠近瑞典边境的一个小镇尼柏格宗德，国王和政府都已经在那里。 　　在路上，那时担任供应部部长、后来是联合国秘书长的特里格夫·赖伊乘坐的车子赶上了我们；他告诉我们，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越过边境到瑞典去。在德军的推进被阻止以后，就不再有这个必要了。 　　4 月 10 日，哈康国王乘车到埃尔弗鲁姆接见德国公使。德国公使宣称，元首非但坚持必须接受他上一天提出的条件，而且还增加了几项“要求”。希特勒的意图是要成立一个他能够信任的新政府，让维德库恩·吉斯林出任新的首相。 　　国王答复说，他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事。他不能任命一个人民所不信任的政府。不过，作为一个立宪君主，他愿意把希特勒的要求提交给他的部长们研究。 　　在一次政府和议会成员的会议上，国王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威胁着挪威。政府必须作出一个决定，而不要顾到他个人。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德国的要求，他个人将承担其后果，辞去王位。 　　政府再度决定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第二天，希特勒就作出了答复。那是德国空军送来的。埃尔弗鲁姆和尼贝格宗德遭到了严重的轰炸。好象是个奇迹，国王和政府成员都没有被炸死。 　　情况极度混乱。那天傍晚，在轰炸以后，我在一间旅馆房间内发现了几只别人遗落的手提包，里面放着重要文件。我把它们送交警察局保管。 　　精神上紊乱的可怕程度也不亚于前者。那天夜里，我和一位高级官员一起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几个月前，我和这位先生曾有过一次比较活泼的政治讨论，因为他声称，我们应该赞赏希特勒的成就而同他妥协。现在他把一切都归咎于凡尔赛条约——说这条约不够严厉，所以要对我们目前的苦难负责。 　　想到自己无依无靠，想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使即使是有善良愿望的人了解自己也是多么困难，这使我长时间不能入睡。一直到黎明时，我才因极度疲劳而睡着了。 　　由于战争已不可能制止，我的朋友都已逃到挪威内地去避难。我应该怎么办呢？逃到瑞典去吗？但我有权利抛弃我的挪威朋友们吗？而且，可以那么肯定瑞典不会同样遭受攻击和被占领吗？我决定留下来，驱车回到哈马尔，再从那里往北到利勒哈梅尔，我知道人民支援会里我的那些同事已去那里。我们立即开始工作。 　　首先我们决定募集毛毯和绷带，帮助缓和后方最急需物品的需要。 　　我是一个平民。在挪威战争中我没有携带武器。但这不能使我免遭盖世太保的惩罚。1938 年，希特勒取消了我的国籍。第二年，我就在挪威申请入挪威国籍。那时的司法部长特里格夫·赖伊通知我，在半年以内，我可望得到我的证件。 　　接着在 5 月 1 日以后，我到了翁达尔斯内斯以北的一个山谷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国的德国人和无国籍的挪威人。这个山谷只有一条路可通。而这条路却被封锁了。我的朋友们和我考虑，我们是否可以设法滑雪越山逃走，但我们却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这是毫无成功的可能的。于是，决定换一个办法，让我穿上一套挪威的军服。作为几千个挪威士兵中的一个，我有希望被当作一个战俘，并且不久就可能会得到释放。相反，作为一个平民，如果一旦查实了我的真正身份，那就再糟也没有了。 　　我丢掉我所有的一切文件，穿上了军服。这套军服不十分合身，裤子太短，上装太宽，但我的挪威口音却没有人能够找出差错来。和几百个其他士兵一起，我被带到了多夫勒，那里以前的一所学校被当作了战俘营。 　　那些日子是令人沮丧的。盟军的大溃退，希特勒在东方、北方和西方的胜利，看起来好象能使他在今后许多年内继续得势。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了。我还能期待什么呢？我让过去的生活在我的眼前闪过，尽管有我的二十六年来的一切优胜，但我断定我的生活是一个失败。 　　但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挪威青年的了不起的同志情谊，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恢复了精神。 　　在多夫勒战俘营的四个星期，给了我一个机会同在纳粹制度下成长的德国青年进行私人接触。 　　看守人员主要是来因兰人。这些德国士兵得到命令要善意对待挪威人；因为挪威人是“纯粹的亚利安种”，把他们争取到纳粹主义一边来应该是很容易的。只有盲目和恶毒的宣传才会使他们转变为新德国的敌人。现在，可悲的是许多“解放者”没有认识到真正盲目的是他们自己。 　　我也能容易地看到，对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来说，纳粹主义仍是某种外加的东西——一种人们最好不去抗拒它的基本力量。假使你希望不同它发生什么关系，最好的办法是退避到个人的小天地里，把思想和希望集中在你打算战争胜利后办的结婚和你许诺给你未婚妻的新家具上。 　　为了表示善意，战俘营的司令官给我们享受一种普通战俘通常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在看守人员的伴同下，允许我们到附近农村去买些食品。当我们在后面房间里收听伦敦广播并和农民随意聊天的时候，我们的看守人员则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喝牛奶、吃红肠，这是我们请求农民的妻子给他的。 　　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在 5 月 17 日被打破了。 　　因为在上星期已经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事故。有一次在校园里谈论时提到了国王逃跑的事，一个军士骂国王是胆小懦怯。我冷静地回答说，“假使哈康国王是懦夫，那么希特勒也是懦夫。” 　　那个军士瞪着眼看我，他很恼怒，尤其是给吓坏了。他不明白怎么有人——外加还是一个战俘——竟胆敢公开地冒犯元首。他脸都胀红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几乎是可笑的。然后，他叫来了一位军官，暴跳如雷地说：“你胆敢说我们的元首是懦夫！” 　　我仍旧沉住气。“我是说：如果挪威国王被认为是懦夫，那么希特勒也是。假使你收回你的侮辱，那么，我们就彼此扯平。” 　　那个军官皱了皱眉头，把军士拉到一旁，劝他不要理会这个“歇斯底里的青年”。从此以后，我被看作是一个德国话讲得很好但有点疯疯癲癫的学生。 　　六月初，我们从战俘营中被释放出来。我被允许回到我的“故乡”。我一登上去奥斯陆的火车，就立即走进厕所，穿上我的防雨大衣，把军帽放进背包里。现在我看起来又象是一个平民了。我顺利地到了奥斯陆。 　　当然我不能回家，也不宜在城市里露面，因为盖世太保会很高兴抓到我。 　　在战俘营，朋友们给了我一个奥斯陆郊区公寓的地址，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安全。现在我就奔向那里。 　　以后几个星期，我就住在奥斯陆峡湾上一座与世隔绝的避暑别墅里，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这座别墅是人民支援会的一位同事让我使用的。 　　有几个朋友知道我避居在那里，他们有时来看我。 　　经过长时间的商谈和研究，最后决定我应该离开挪威。除非到这个国家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我没有希望能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一个安全的隐避地点。因为人家都知道我，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这就会危及我的同事们。我的确不喜欢继续闲着无事。我的朋友们建议我去瑞典，在那里，我可以当一名新闻记者——也是为一个自由的挪威的事业而工作。 　　7 月里，我动身外逃了。在一段相当长的路上我坐的是汽车，然后换乘火车，最后一段路步行。第三天，我到了靠近瑞典边境的一个农场。农场主人是一位挪威后备军官，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十分清楚边境的情况；他指点我走一条正确的小道，于是，又走了一段长路，在避开了德国巡逻队以后，我没有被人察觉，穿过了边境。 　　到了瑞典境内，我向第一个军事哨所报告。第二天早晨，我被交给了警察，被带到夏洛顿贝格，拘留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我在 1937 年巴塞罗那巷战时认识的瑞典议员奥古斯特·施潘贝格来看我，并保我出来。我住在一所还算舒适的难民营——一座旧城堡——里，由苏尔德—日尔曼社会党的书记埃内斯特·保罗照料我们。过了一些时间，我作为一个自由人，到了斯德哥尔摩。 　　不久，我在那里得知挪威流亡政府已批准我的国籍。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双重的侨民：既是逃到挪威的德国人，又是逃到瑞典的挪威人。 　　要维持我们和德国——和“另一个”真正的德国——的关系，事实证明在以后几年是愈来愈困难了。同其他流亡者中心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那里的朋友们的接触，发生了邮递方面和其他技术上的障碍。 　　但是，通过同瑞典的记者、商人和教会代表的接触，偶尔也通过同政府官员的接触，我们比我们在伦敦或纽约的朋友们所知道的德国消息要多得多。我们比较更了解家乡的情况，因而有时可以发出一封祝贺的信件或者收到一些暗示生活情况的消息。我的朋友奥古斯特·恩德勒是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联系人，他试图和德国水手们组织一个地下交通网，并有所收获；例如，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经常和不来梅的一个小组保持着联系。我们非但在德国内部有消息来源，并且还能依靠许多城市的可靠人士，在我们救助患难和处境危险的朋友们时给予帮助。 　　在这些努力中，我们经常可以指望得到瑞典私人和官方组织的协助。有几次，我们设法把伪造的文件，甚至食品定量供应卡偷运到德国去；我们的同志们经常在流动，经常要潜伏，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不能买到食品或者摆脱盖世太保的控制。莱昂·勃鲁姆和荷兰党的领导人库斯·福林克，在他们的国家被占领后，被转送到了一个德国集中营，多亏瑞典的干预，得以在这个恐怖时期幸存下来。在战争期间，艾那尔·格哈德森也从萨克森豪森被转送到奥斯陆附近的危险性较小的格里尼集中营去。 　　我认识一个德国商人，他在奥斯陆有住所，以后逃到了斯德哥尔摩，他对我特别有帮助。在战争的后半期，他使我和德国国内抵抗运动的杰出人士保持联系。有一天晚上，他介绍我认识了特奥多尔·施特尔策，他是德国军事运输局的头子，属于冯·法尔根霍斯特将军在奥斯陆的参谋部。施特尔策属于“克赖绍尔集团”，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伯爵就是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他和冯·莫尔特克一样，不赞成其他成员所强烈主张的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但是，他却以值得敬佩的勇气支持地下抵抗运动，而不顾他个人的安危。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他不愿讨论任何会使他同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良心和荣誉相抵触的事情——这一要求当然是我所尊重的——但是，他并不隐藏他的真实感情以及他同挪威教会的密切关系。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竭力减轻占领军造成的某些压制和摧残行动。 　　在谋害希特勒的企图失败后，7 月 20 日，他被逮捕并被判处了死刑，但由于有势力的斯堪的纳维亚各界人士的干预，死刑才没有执行。战后，这位高尚和正直的人成为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发起人之一，以后担任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第一任总理。 　　施特尔策使我深入了解反对派领导人的思想和计划，了解他们关于“有朝一日”将出现的新德国的种种想法。这是第一次我再度听到关于尤利乌斯·勒伯尔的消息和他在柏林的共谋者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我十分感谢施特尔策的这些消息，并请他代我向勒伯尔问好，把我的工作情况告诉他。 　　1944 年 6 月，我又得到了来自尤利乌斯·勒伯尔的消息。有一位从柏林来的人来看我，除了一般问候外，还从我以前的指导人那里带给我一个紧急要求。这个人是亚当·冯·特罗特·楚·苏尔茨。 　　亚当·冯·特罗特，虽然是外交部的公使衔参赞，却是纳粹主义的一个无可怀疑的敌人。他是一位普鲁士教育部长的儿子，在国外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曾作为领取塞西尔·罗兹奖学金的学生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在北平和华盛顿呆过很久。他的渊博的知识、求知欲以及他的自由主义的（就此词的最好意义而言）欧洲背景，到处为他打开了社会生活中的著名人士和主要政治家的大门。 　　从一开始，他就预见到希特勒的战争会使德国和整个世界陷入极大的灾难，并试图加以防止。1939 年 7 月，他同内维尔·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他劝他们采取坚定不屈的立场反对第三帝国。 　　战争爆发后，他曾应邀到美国去参加一次会议，他利用这个机会，给罗斯福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他试图使总统相信，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是值得信任和支持的。把全体德国人民与纳粹头子们等同起来和要求无条件投降，必定驱使大部分德国人民投入希特勒的怀抱，并使反对派的战斗极为困难。 　　冯·特罗特的论点在华盛顿没有得到反应。他只得空手回到德国。但他并没有丧失勇气，仍然继续努力。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私人交往，由于他的职位允许他经常到国外旅行，他是德国抵抗运动中心同它在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之间的一个极好的联络人。 　　他同以冯·莫尔特克伯爵为中心的克赖绍尔集团，同施陶芬贝格伯爵、约克·冯·瓦腾堡伯爵和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等人都有密切的接触。他们都认为，仅仅几个军官的起义不可能推翻独裁制度，抵抗运动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同“从右翼一直到左翼”的政界人士以及工人运动的代表们结成一个联盟。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黑森的前内务部部长、职工联合会副主席威廉·洛伊施纳和尤利乌斯·勒伯尔博士。卡洛·米伦多尔夫和特奥多尔·豪巴赫，阿道夫·赖希魏因和路德维希·施万布，古斯塔夫·达伦多夫和埃密尔·亨克，都是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当勒伯尔最后在 1937 年被释放时，他在各监狱和集中营中已度过了四年时间。他仍受到严密的监视，并经常被盖世太保召去进行长时间的令人讨厌的审问。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担负起抵抗运动的一个领导职责。为了掩护他的政治活动，他扮作一个煤炭商。后来，在勒伯尔逝世五周年的纪念会上，特奥多尔·豪斯总统回忆这些地下斗争的年月时说：“在勋纳贝克火车站附近的布鲁诺·迈耶父子公司的煤堆之间有一所破烂小屋，里面的两个小房间就是密谋者的一个真正的集合场所。门铃时时在响，勒伯尔就必须赶到前房间去把顾客打发走。但是，在后房间里的摇椅上则充满了政治热情、藐视的恨和热烈的爱。” 　　当亚当·冯·特罗特到斯德哥尔摩来看我时，抵抗运动的那些人正在作政变的最后准备。“煤炭商”是这一行动的中心；他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好朋友，施陶芬贝格自己最后承担了暗杀希特勒，推翻纳粹政权的任务。 　　我刚得到关于这项预谋行动的消息时颇为怀疑。我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对高级军官和最高级军官的政治上的和革命的坚定决心是没有很大信心的。恩斯特·罗伊特在同他的同事、前来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哥德勒的一次谈话中，曾表示过完全同我一样的想法和感觉。 　　被选择为希特勒垮台后组成的临时政府的总理哥德勒，曾到安卡拉去拜访罗伊特，把密谋者的计划告诉他。但他不能消除罗伊特的怀疑。“我不了解你的将军们，”罗伊特说，“但我不能相信这些将军会推翻这一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 　　冯·特罗特的来访竭力想改变我的想法。例如，他把贝克将军最近的一次讲话告诉我。当西线有几位将军声称，由于西线的盟军在几个月内无论如何会突破防线，推翻希特勒就不再有什么意义时，贝克回答说：“我要将来的历史书籍这样记载：‘但是，仍然有人要推翻希特勒！’” 　　施陶芬贝格周围的青年军官和克赖绍尔集团的进步人士对于自认为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哥德勒都有些苛评。在他们看来，他的过时的旧观念、旧思想似乎太根深蒂固了。他们赞成勒伯尔担任新政府的首脑。甚至拟议中的国家元首贝克将军，也不是不愿意接受勒伯尔以代替哥德勒的。 　　但是，勒伯尔拒绝了。按照他的意见，由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清理这次战争的主要责任，这只能作为最后的一个办法，因为他们从开始到最后一直试图阻止这场战争，但却遭到了巨大的牺牲。 　　我的一些比较接近的政治方面的朋友认为，勒伯尔同军官和保守分子结盟，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他们害怕“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会让他们自己被利用来装饰反动势力的门面。 　　我激烈地反对他们。在我看来，希特勒以前时代的公式已经过时了。 　　冯·特罗特刚回到柏林，密谋者就遭到了可怕的打击。在 7 月 4 日，勒伯尔被捕了！ 　　对于那个计划中的行动，这是一个凶兆。特奥多尔·豪斯后来描绘这次打击说：“它预示着这出戏的悲慘的转折点，这出戏的最高潮就在 7 月 20 日来到了。” 　　勒伯尔和他的朋友们所受的折磨是可怕的；他们的就义更是可悲的，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1945 年 1 月 5 日，勒伯尔被处决了。本来要不了再过四个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了。 　　尤利乌斯·勒伯尔要我担任的任务，现在已毫无意义了。他的行动和结局的范例，在以后几个月的过程中，对我显示得愈来愈清楚、愈来愈重要了。 　　在 7 月 20 日的那些人的精神的鼓舞下，死者的这一讯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激励着我，促使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新德国的重建工作。 　　对我来说，作出这一决定并不是轻易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流亡者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他们仍旧栖身于避难的国家呢，还是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有些人在流亡的岁月里已经找到了新的职业，他们的子女在那里就学，并且通晓外国语，胜过了通晓自己父母的语言，这些人现在认识到，比起父母的国家来，孩子们的国家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出要求的权利。其他一些人觉得，他们曾忍受过的可怕的迫害，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把他们同德国永远分隔开了。这些人对过去的回忆比他们对未来的向往更加强烈。 　　但是，对有政治意识的人来说，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去似乎是一个责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时机问题——虽然有些盟军当局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 　　我的情况则不同。我的挪威护照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有用的旅行证件；我的挪威国籍对我来说也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此，我感到我负有不能轻易弃之的一定责任。 　　1945 年 10 月，我第一次回到德国。挪威社会民主党党报派我到纽伦堡去采访审判战犯的实况。 　　我乘一架美国飞机从奥斯陆到哥本哈根，再从那里去不来梅。 　　战败的德国的景象很象那种我们有时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下遇到的可怕情景——比任何现实更加真实，而同时在脑海深处却又有一个信念：这是在做梦，这个恶梦马上就会消失的。 　　但是，被毁城市的那种超现实的景象：被轰炸和烧毁的房屋，铺满碎片的场地，堆积如山的瓦砾和垃圾，就在这些地方，人们在黑暗中拖着身子慢慢地移动，象饥饿的老鼠一样，冷酷无情的严寒，说不尽的悲惨——不，一个人绝不可能摆脱这种景象；它越来越显得咄咄逼人，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了，它简直充塞于天地之间。 　　自然，对于这种景象我是有准备的。我准备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为什么必然会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但是，初受刺激的神经和跳动的心脏却不能平静下来。 　　没有人责备我，没有人说我在国外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很走运的。当然，流亡期间我并不是躺在玫瑰花的床上，而是靠工作糊口。我有机会学习，扩大我的眼界。我总算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些恐怖的岁月。 　　在谈到后方的死亡营和集体屠杀时，我的内心万分沉痛。对于这些情况，我的一些朋友装作知道得比他们实际所知道的要少。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是不会被怀疑的，他们自己就是暴政的受害者。现在该可以看到集体犯罪论在心理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了。这些朋友害怕担当“每个德国人都是杀人犯”的罪名，又知道当初即使是冒了生命的危险，他们也不可能阻止这些残暴的行为，因此以不值一提的借口作为挡箭牌，想对他们自己尽量把罪行的真实程度缩小。 　　那时，我在德国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说他同纽伦堡的主要被告有什么牵连。但是，我遇到许多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绞死这些罪犯而省掉许多麻烦。还有一些人则宁愿看到纳粹头子们由一个德国法庭来审判；应该授权“另一个德国”的代表，让他们自己去起诉，自己去审判。但是，就是在获准参加法庭审判的几百名记者中，德国人也寥寥无几。好象在所有的纳粹罪行中最严重的一桩并不是针对德国人民的；好象德国人应如何看待在纽伦堡提出的罪证是无关紧要的。 　　尤为严重的是，有人竟抱怨国际法庭审判不公正。这种反对意见没有能立即驳掉，因为苏联人也坐在审判席上，并以代表一个完美的宪政国家自居。这种伪善给了玩世不恭者以攻击的枪弹，他们可以宣称纳粹头子之所以被处决，不是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罪恶的战争，而是因为他们打输了。 　　根据对各方面的观察，根据同许多人的谈话以及我收集的报告来看，要想在废墟上，在仇恨和军事官僚、政治蠢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德国民主制度，那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1946 年 2 月，我遇到了库特·舒马赫。我们是在法兰克福附近会见的，虽然他的家是在汉诺威。他为重新组织社会民主党，已在法兰克福忙碌了好几个月。当时，他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备受痛苦和折磨的德国的一个象征，也是一种新的民族意识的代表。 　　如果我们想把库特·舒马赫的为人用寥寥数语加以概括的话，就必须这么说：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及其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他那非凡的意志力。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精力充沛的人；在我们这样非常时期，政治家们非常需要这种品质；但是，我很难举出第二个具有库特·舒马赫那样意志力的人来。 　　他从集中营回来时，是一个注定要死的跛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右臂；不久，他的左腿也必须锯掉。他的生命在这最后几年中逐步衰弱直至死亡。他的躯体在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他如同在活活地死去。但是，舒马赫对他肉体上的衰亡似乎并不介意。 　　他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并且被这项任务迷住了。已被希特勒破坏的社会民主党，它的领导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迫逃亡，它的房屋、报纸、图书馆和基金等财产，都已被纳粹抢走了，它的成员如果不是已在战争或抵抗运动的战线上死去，也只能在小组和小范围内保持他们的政治上的接触——就是这个党，要使它复活，使它比希特勒以前更加强大，更有力量；它要成为拯救民族的党，担当起领导的职责。它将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消除过去的错误。舒马赫知道，只剩下不多的几年供他去完成这一任务了；他比别人更清楚地认识到，特别是在被占领的最初几年，要重新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是加倍地困难，但是，他并不畏缩。他必须加倍地赶快工作，加倍地努力工作，并双倍地加紧督促他的同事和他自己去工作。 　　当科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先生还没有出名的时候，舒马赫已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人物了。舒马赫的党看来有最大的可能成为重建德国的推动力量。 　　无容讳言，舒马赫是一个相当执拗的人。同许多人一样，我也发现与他共事是不容易的。他那独断独行的作风，坚持己见时的那种几乎是发狂的固执，过分强调民族观点的做法——不，我不能说我们是同一类型的人。但这并不有损于我对他的由衷的尊敬。 　　舒马赫的地位是朝不保夕的。对俄国人来说，他是天字第一号敌人，因为他拒绝同共产党人作任何妥协，从而挫败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策略，阻塞了他们通向德国西部的道路，打下了他们在柏林的失败的基础。西方当局出于其他原因也对舒马赫不满。对美国人来说，他“太社会主义”了，对英国人来说，他“太好斗”了，对法国人来说，“太德国”了。他们都觉得，他“太独立不羁”了。 　　舒马赫拒绝根据华盛顿、伦敦或巴黎的观点来指导他的党。他只有一个明确目标：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开展一个自由的社会民主运动。 　　但就在这时，哈尔瓦尔德·朗格问我，是否愿意到巴黎的挪威大使馆去担任新闻专员。这一任命将为我打开外交界的大门，正如朗格所说，将给我一个为我的第二故乡——挪威很好地效劳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我并不是不喜欢它。 　　当我去见朗格，同他讨论关于我的任命的细节时，他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大为惊讶：他和格哈特森已经改变了主意；我不是去巴黎，而是去柏林。挪威政府在那里需要有一个非常熟悉德国情况并能使他们正确了解德国政治发展形势的人。我可以得到新闻专员的头衔，并且在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军事使团的工作以后可以得到一个少校军衔。 　　去柏林——问题就这样决定了。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就这样几经辗转之后，命运又把我带回到柏林。圣诞节那天，我口袋里放着一张挪威的外交护照出发了。 　　几乎就在同时——仅仅早几个星期——另一个流亡者也回到了柏林。我从北方来，他从东南方——从土耳其来：他就是恩斯特·罗伊特。不久，在柏林，我们就走到一起来了。 　　1946 年冬季的柏林：弹坑累累，窟窿遍地，垃圾堆积如山，那些铺满碎片的场地和残垣断壁叫人难以想象这里曾一度有过一幢幢的房屋；地底下暴露出来的电缆和水管好象太古巨兽的断裂的肚肠；没有燃料，没有灯光，一个个小花园都成了坟场，而在所有这一切上面，腐烂物的臭气有如一片静止不动的雾霭。 　　在世界一角的这片荒凉土地上居住着人类。他们的生存只是为每天获得一把土豆、一片面包、几块煤炭、几支香烟而挣扎。许多人去上班只是出于习惯，或是为了想多得点配给品——尽管它仍然是很不充分的。 　　柏林已不再是首都，因而半数的居民丧失了谋生的手段。而另外一半人，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未遭破坏的机器和工厂被俄国人拆迁到苏联去以后，也都失去了工作。1 月初，许多缓慢地恢复了生产的工厂又不得不关闭。因为缺煤，它们只能部分时间开工——而现在，即使是这样开工，煤也还是供应不上。现在连战时遭到的最轻微的破坏也没有材料去修理。清除道路上的垃圾和碎片的工作也不得不停顿下来。许多妇女被雇来干这项工作。因为没有机器，她们只好用手一块一块地清除废墟的砖石。不多久，她们的手和臂就已经不听使唤了。 　　一场新的恐怖袭击着城市——冰雪严寒。在街上，它象野兽那样向人们猛扑过来，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屋里去，但是，在家里他们也得不到庇护。窗子没有玻璃；上面钉的是木板和纸板。墙壁和天花板上千创百孔；里面塞的是纸头和碎布。人们生火取暖用的是公园中的长凳，他们砍倒格林瓦德森林的树木，甚至烧掉自己的家具。 　　恩斯特·罗伊特返回的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我第一次遇到罗伊特是在策伦多夫街的安内多尔·勒伯尔的小房子里。在满目荒凉的冰雪废墟中，这是一块友好温暖的绿洲；德国的、盟国的朋友们在这里相会；这里洋溢着团结和人道主义的气氛。 　　这个脑袋很大、身体魁伟的人给人的印象，好似一株久经风霜的、人们喜欢在它下面寻求保护和休息的古树。他看上去身体疲乏，头发稀疏，脸上纹路密布，但是，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而且嘴边带着聪明而又稚气的微笑。 　　他对这个城市极为赞赏，说它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里的人民也比德国任何地方的人都坦率”。他的赞美并不带着悲怆感觉，但是，他说话十分严肃认真，即使是在他谈到同占领国进行令人厌倦的谈判时，还不免带有一点讥讽的味道。 　　他很早就担心西方国家会让苏联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了。 　　恩斯特·罗伊特只是在最近才比较了解库特·舒马赫，并希望同他建立一种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同舒马赫一样，罗伊特要求的是一种更新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单单恢复社会民主党。他比舒马赫更竭力强调，党的官僚机构的权力，决不许可凌驾于个人的智力和道德的意愿之上。除了保护工人的物质利益外，党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必须成为一个人民群众的运动，必须为中产阶级说话，尤其要为渴望恢复社会秩序的知识分子说话。 　　每一次在他谈起自由和民主时，他的语言都没有陈词滥调和集会演说的味道。他不是把这些字眼喊得震天价响；他运用这些词汇是审慎的，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尤其对于在困难时期所听到的反对意见，说人们不能光靠自由过活，他总是回答说： 　　“是呵，鱼儿也不是靠水过活，但它生活在水中；人不能靠自由过活，但他只能生活在自由之中。要是没有自由，人们就会最终在一座没有灵魂的机器中窒息而死，变成一个大蚁群中的蚂蚁。精神上的死亡将继之以肉体上的死亡以及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一切事物的毁灭。” 　　人们很难想象有两个人会比库特·舒马赫同恩斯特·罗伊特差别更大的了。一个是具有狂热的意志，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理想。另一个则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尽管他在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决不妥协，但他也从未忘记人类的一切辛劳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 　　当舒马赫发怒和进行抗议时，罗伊特却力图取得他的盟国伙伴们的信任，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柏林和德国的局势。两个人都坚决保卫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人们觉得罗伊特在国外已经积累了经验，而舒马赫则老是为德国的左派可能再一次被人指责为软弱无能和缺乏爱国主义这种思想所苦恼。他们两人都是一方面严格拒绝共产主义，同时又确信德国从挑动四大国相互角斗中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罗伊特喜爱俄国人的程度就象他恨斯大林政权一样，他不想与苏联人发生冲突；两方面都不应该认为，柏林人想混水摸鱼。 　　这并不是说舒马赫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罗伊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是二者兼而有之。 　　这也并不是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固执或更坚强些；一个是四平八稳，另一个是急性子；一个是思想家，另一个是实干家。罗伊特与舒马赫最不相同之处是罗伊特的性格的复杂性：按照十九世纪的正确说法，他是个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的知识分子。作为康德的一个信徒，他反对人只是环境的产物的这种思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相信，只有把侵犯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消除之后，人才能够充分发展他的个性。 　　毫无疑问，我并不总是同意罗伊特关于德国和当前政治任务的看法的。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罗伊特和我彼此非常了解。当我还是个青年时，我从来不觉得因为我与尤利乌斯·勒伯尔年龄相差二十岁，两个人就不能接近了；同样，这种差别也无碍于我同恩斯特·罗伊特的关系。 　　不，他不是一个“老人”。诚然，在他需要勇气和信心时，他总是求助于经典著作，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则从荷马和歌德那里寻求安慰——或许这正是因为他习惯于对生活采取一个崇高的立场——但是，他的内心仍是年青的，他的精神仍是年青的。这一点使他成了探索者和战斗者的一个同志。我们来自全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不仅有共同的目标，而且还走着同一条道路，因为我们在政治的天空里和在精神的世界里有着共同的指路明星。 　　1947 年底，我采取了一个步骤，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曾再三考虑过它，但又一再搁了下来：我要在我那被破坏的祖国的政治中再度活跃起来。 　　我放弃了我的挪威国籍，也就放弃了我担任挪威外交官后在经济上和个人方面所得到的好处。我申请恢复我的德国国籍。作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库特·舒马赫的提示。 　　这个提示在我有一次访问汉诺威时已作过充分的讨论，他考虑了由我负责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柏林联络处工作的建议。我的任务不单单是同柏林党组织和苏占区的朋友们保持联系，甚至主要不是担任这一任务，而是首先要同当时还留在柏林的盟国高级官员们打交道。 　　向我提供的是这样一个职位，在这个职位上，我能够为赢得人们对一项明智的对德政策的谅解和支持出一分力。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同柏林的党组织密切配合工作。作为一个身居德国的德国人，同我的前一职务相比，我可以为民主与和平做更多的工作，此刻看来是时候了。 　　几个月以后，我的德国国籍获得了批准。如果我再多等一些时候，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为恢复我的国籍而提出申请了，因为按照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我可以自动地取得它。因为我出生于吕贝克，所以我就在基尔入籍。我的证件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出生时起的，另一个是我十九岁以后在从事政治活动时使用的；我正式更改姓名是经过柏林警察局长批准的。作为维利·勃兰特，我逃出了希特勒的帝国；作为维利·勃兰特，我在流亡中从事工作并回到柏林——因此，从今以后，我要用它作为我在德国的正式名字。 　　就这样，我进入了我一生的崭新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决定性阶段；但我不是独自一人。露特在柏林，在我身边。一位挪威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婚礼。我们搬进了哈伦西的一座小房子里。 　　苏联宣布封锁柏林的借口是街道暂时不能通行和靠近马格德堡的一座桥梁必须修理。与西部来往的铁路交通、高速公路、公路和水路都被封锁了，只有三条各三十公里宽的空中走廊仍然开放。位于（柏林）东区的市议会的仓库不能再用来供应西区。甚至连病人所需的药品和婴孩所需的牛奶也都停止供应。眼看二百万西柏林人要挨饿而不得不屈服了。 　　在西方军政府的长官中，克莱将军最清楚地认识到退却的危险，并以最坚定的态度要求采取有力的反措施。他在华盛顿建议运用一列美国军用火车来打破封锁。他认为俄国人未必会用武力来阻止这列火车。他相信苏联不要战争，只是希望西方列强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心情会放弃他们的立场。当时英国内阁成员阿纽林·贝文也主张采取同样的坚决行动，但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华盛顿和伦敦认为这样做的冒险性太大。他们决定要保住柏林，并将最急需的生活必需品空运给占领军，也尽可能地供应给柏林居民。 　　没有人知道用这种方式供应该城市能维持多久和达到什么程度。起初克莱自己估计，每天的供应能力是五百到七百吨，并希望能维持三到六星期，“直到设法使局势明朗为止”。于是，在 6 月 26 日，三十二架双引擎的达科他式飞机就投入了飞往柏林的行动。它们带去了药品、一些重要食品和居民的邮件。 　　四星期后，克莱向华盛顿报告，如有足够的飞机可供使用，就能无限期地保住柏林。当时，美国和英国的飞机每天平均空运一千五百吨物资到柏林。尽管这还完全不足以保证柏林居民的生活，但却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即将来临的冬季，人们不仅需要食物、工业所需的原料和燃料，而且还必须有一些东西抵御寒冷，那又将怎么办呢？能让柏林人去经受这样严酷的一场考验吗？他们是否乐意吃更大的苦呢？西方占领国的决定，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作为最后的凭借。 　　柏林人的答复是由恩斯特·罗伊特交给美国人的。 　　在 6 月底，我陪罗伊特与美国行政当局几位先生举行一次会议。他们试图鼓励我们说，也许还可能维持对柏林的供应。罗伊特怀疑地笑了笑。他并不十分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告诉他们——他说得一点也不尖刻：“无论如何我们将按照我们的办法继续下去。你们尽你们的可能去做；我们则要做我们认为是我们的责任的那些。”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柏林将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并进行抵抗。 　　美国先生们显然受到感动。他们原来也许以为会听到抱怨、非难和提出种种条件，恰恰相反，他们听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声音。一个欧洲政治家声音，他原准备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完成并不依赖美国相应的帮助，甚至也不依赖财政援助。 　　罗伊特的坦率和他的不可动摇的坚定态度赢得了克莱将军的同情。开始时，这位将军显然给他以冷遇。再说，这种态度也是相互的。罗伊特开头对克莱也多少持批评的态度。这个按美国联邦主义的思想教养成长的南方人，觉得罗伊特太刚愎自用，太唯我独尊。对克莱来说，要使他自己摆脱那种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成是“赤色的”这种偏见，也许不是容易的。而另一方面，罗伊特则认为一位美国将军很难理解欧洲的情况，特别是德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他明确地拒绝被看成是美国政策或任何其他外国政府的一个工具。尽管如此，在这决定性的一年里，他们两人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它保证了这场柏林斗争的胜利。 　　空运的效率超过了最高的期望。这一行动的组织工作，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技术成就，西德所有的九个空军基地与柏林机场的密切配合，所有这一切都近乎是一个幻想。 　　没有空运，柏林人就不可能坚持他们的立场；但如果没有柏林人的勇气，没有市民们表现出来的决心，则空运将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使我最受感动的，并不是那几个月的令人惊讶的“正常状态”，而是柏林人对于共同的基本价值表现出他们的忠诚的那种质朴的方式，是他们对于相互支持和能够相互依赖的认识，是他们表现出的捍卫正义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决心，是他们对于个人责任的承担。所有这一切，使我回想起挪威人在九年前对破坏他们的意志和精神的一切企图所进行的令人敬佩的抵抗。正如我当时感到挪威从来没有比它在最艰苦的时期更为伟大一样，现在我完全同样地体会到柏林的真正伟大。 　　恩斯特·罗伊特当时是“已选举出来但还没有被确认的市长”，就其身份来说，他是柏林抵抗行动的灵魂。他发出了果断的号召。 　　在封锁刚开始时，他在一次群众示威中向八万人概括地陈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们要用我们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同那些企图使我们沦为一个政党的奴隶的人进行斗争。我们曾经在阿道夫·希特勒时代生活在这样一种奴役制度下面。我们已吃足了它的苦头。我们不要这样的日子重新再来。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被打败的国家，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防御的国家。我们的力量并不在于外表的势力，我们已被剥夺了这种可能。确实，我们的力量仅仅在于我们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和正义的事业这一事实……” 　　当我在 1949 年 4 月初访问哥本哈根时，在一次演讲中，我预言柏林的封锁会早日解除。我并不知道美国代表杰塞普与苏联大使马立克讨论的情况，但当时已有局势将有变化的风声。斯大林自己也暗示了这一点。 　　5 月 12 日，“交通限制”——苏联人对其封锁的称呼——解除了。正如罗伊特所说，柏林人可以庆祝“自从 1945 年以来最美好的 5 月”了。 　　柏林人是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庆祝它的。这不单纯是对于困难和匮乏已告结束的一种热情。这次抵抗的体验，已使柏林人意识到他们与民主国家的紧密团结。他们与昨天的胜利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上改变了。柏林人现在已感到象是伙伴，而不再象是强国手中的抵押品。从这种感情出发，并意识到他们为捍卫西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自信和新的勇气。这种自信和勇气不仅对柏林的局势有关系，而且对西德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正如罗伊特所说，柏林是一个盾牌，在它的后面可以出现德国的自由部分的巩固。 　　社会民主党人极力强调了西德政治改组的临时性质，这样，把四个占领区合并为单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可能性才继续存在。 　　康拉德·阿登纳在当时和后来对于强调西德国家的临时性质不大感兴趣。他似乎支持法国人和美国人主张的联邦制的思想。只是隔了很久，他才偶尔承认，事实上他应该感谢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人，因为他们坚持建立一个强大的牢固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体制，这个体制对西德保持稳定是不可缺少的。 　　在社会民主党人强调联邦共和国的临时安排的同时，他们并不希望削弱政府的行政权力；相反，他们赞成加强未来的联邦总理的地位。为避免魏玛共和国经常出现的议会制危机，宪法规定联邦总理一经选出，就不能被推翻，除非根据一种“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同时，他的继任者还得为多数票所同意。 　　这是厍特·舒马赫和康拉德·阿登纳所能够同意的唯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两人都准备自己担任联邦总理的职务。 　　我们柏林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我们是波恩审议宪法迅速得出一项积极的结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宪法的“前妻生的孩子”。盟国规定我们在议会中只能有有限的代表名额，并且这些代表还不是直接选出的，同时，他们在议会里也只有有限的表决权。 　　西方三国解释说，这项规定是由四大国柏林协定所决定的。阿登纳周围的人都巴不得接受盟国的要求。他们深怕柏林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权。这是了解情况的盟国官员告诉我的。总之，象康拉德·阿登纳这样一个人，有着他那样的性格和背景，对德国东部问题不会有很强烈的感受，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对他来说，“东部”是从易北河开始的。 　　阿登纳关于西德概念的偏见，使得他对恢复德国统一不感到多大的关心或同情，对于这一点，罗伊特从来没有停止过怀疑。罗伊特感到，议会委员会主席和后来的联邦总理在把苏占区以外的自由德国部分（这部分就是西柏林）尽可能牢固地与联邦共和国联合在一起这一点上，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1949 年，我作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联络人员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盟国机构已迁往法兰克福和波恩。我与盟国高级官员进行接触，本是我的主要任务，现在则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加之，我与舒马赫的关系已不如从前那样好。他有了这样的印象，即我不是在代表执行委员会，而是变成了“罗伊特的人”。在任何政党组织中都可以找得到的耍弄阴谋诡计的人，试图在我们之间造成不和。他们希望策动罗伊特和我同党的领导人发生公开的冲突。 　　1949 年 8 月的选举，对我和我的党内朋友们来说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挫折。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微弱多数获胜。康拉德·阿登纳以一票之多数——也许是他自己的一票——当选为联邦总理。连同自由民主党和所谓的德意志党在一起，他在议会中就拥有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多数。 　　当 9 月间议会在波恩开会时，两大党之间的鸿沟显然已经很深，而且变得越来越深。 　　这主要是两个政治巨头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的结果。他们相互疏远，正象只有一个来自来因兰的人同一个来自西普鲁士的人才能这样。而且，在舒马赫死后，阿登纳仍死守着古老的军事法则，无情地追逐被打败了的敌人，企图尽可能地把他消灭，甚至还毫不迟疑地进行诽谤和中伤。 　　在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即三个西方占领区议会的前身，他们拒绝在执行委员会里担任职务。他们往往错误地估计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并且预期会出现严重的衰退。实际上一切都在好转，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必须归咎于他们自己。一个简单而明了的复兴和自由的纲领是需要的，而我的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们想做的事情却实在太多，以至于浪费了他们的精力。保守势力在演奏了一个短暂的“社会主义的”插曲之后，取得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地位；他们主要运用了三个论点：他们把计划狂的左派同人民刚刚摆脱掉的讨厌的政府控制经济等同起来；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种种值得尊敬的事物——从教会到盟国的军事长官——所信得过的人；他们还把民主的左派同共产主义王国的情况扯在一起。 　　这是不公正的和令人讨厌的，但却是有效的。东方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曲解，给了右翼分子以进行攻击的目标，这使他们的对手成了可疑分子，至少在许多还没有开始独立思考的人看来是如此。 　　1949 年 5 月，我在一次演讲中说：“在劳工运动早期，把空想的和现实的东西结合起来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这一代必须把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作为行动的依据。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并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是决不会只有一种可能性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决不使未来的国家变成一个监狱国家。我们不是首先认识到为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而斗争的重要性的第一批人。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道义的问题。” 　　恩斯特·罗伊特是一个教训，也是个明显的例证，它告诉我们，单单靠行动——甚至是公认的和成功的行动——也还不能在一个庞大而组织严密的政党机构中获得很大的影响。在对他自己党内成员的连续不断的游击战方式的斗争中，罗伊特浪费了自己过多的精力。 　　党务工作不是罗伊特的擅长。再说，他同舒马赫的关系不是最好。柏林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主席也不给他以忠诚的支持，而是经常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主要是他们两人性格冲突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对当代政治问题的意见分歧。 　　在新的议院选举中，与 1948 年 12 月的选举相比较，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二十万张选票。另外两个政党合在一起，取得了五席的多数。这种结果表明，联邦政府和西德的繁荣对一般公众具有吸引力。再说，柏林人也不能老是跟着“联邦议院”内社会民主党反对党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脱离罗伊特。大多数柏林人需要他来继续治理这个城市。在一次个人选举中，他是能够赢得巨大胜利的。 　　就他自己的党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一些人因为失败而指责罗伊特，并声称造成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罗伊特主张与其他民主党派合作。接下来，就新的参议院是否应该再在联合的基础上组成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以后，在关于我们同波恩的关系和把柏林并入联邦的立法体系问题上，又开始了冗长而激烈的争吵。在这个问题上，舒马赫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毫不含糊地支持“罗伊特路线”。 　　但是，除这个问题外，还存在着公开的和隐蔽的冲突。在波恩的社会民主党各领导人猛烈地反对阿登纳，他已经使得即使是最容易和解和最能随机应变的对手也难以创造一种有助于有成果的合作的气氛。另一方面，在柏林，我们则必须致力于和和气气地解决我们与阿登纳党的朋友们之间的分歧。 　　在波恩，社会民主党人感到被经常偏袒政府的盟国所轻视。他们反过来也以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来对待西方国家的大使和政府。在柏林，处于共产党人的直接威胁之下，我们认识到必须在西方阵营中保持我们的地位。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我们知道有美国站在我们这一边是多么的重要。 　　1950 年春天，在党的汉堡代表大会上，观点的冲突变得特别明显。柏林代表团的大多数人公开采取了与波恩党的执行委员会相反的立场。争论的问题是联邦共和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问题，还有就是舒曼计划。 　　德国将只成为一个联系会员国；舒马赫想用投反对票来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并阻止萨尔地区的明确的分离出去。作为舒曼计划的目标的煤钢联营，舒马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认为这可能导致一个超国家的托辣斯。一般说来，他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为成立一个罗马天主教保守派的小欧洲奠定基础，从而使联邦共和国背离它的主要任务——德国的重新统一。不能否认，他所担心的某些事情，后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1950 年时，我是我党正统路线的批评者之一，因为我认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一种欧洲合作组织的新形式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我和许多柏林朋友都担心，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可能使我们在西方社会内陷于孤立和丧失我们的影响。甚至我所敬重的好朋友卡洛·施密德所作的论证——他在一次柏林工作人员会议上曾非常有力地阐述了舒马赫的论点——也没有能够使我们信服。 　　1950 年秋季，当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成为我们的政治讨论的主题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考虑到朝鲜战争，阿登纳没有征询议会，甚至也没有征求政府中他自己的同事们的意见，就为保卫西方世界作出了一项贡献。在这个问题上——后来朋友和敌人都把它忘掉了——舒马赫采取了一条绝不是“消极的”路线。他走得甚至比当时阿登纳所采取的立场还要远。他要求首先请盟国加强它们在德国的军事地位。他认为西方的防务应尽可能地往东建立。德国对防务作出贡献取决于给它以完全的平等地位：平等地承担风险，平等地承担义务。 　　舒马赫只得到党内有限的支持。许多人只听到他的反对意见，但并不理解，或不接受他的基本态度。社会民主党关于本国防务的立场，有许多年一直是不明确的和自相矛盾的。 　　我的朋友弗里茨·埃勒是一位议员，他担任了关于军事事务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和他一道被人称为特别“黩武主义的”社会党人。事实上，我们只关心于劳工与国家（包括它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不是你把军队问题弄糊涂了，就是军队问题把你弄糊涂了。 　　我不否认，接着而来的在德国重新武装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使我感到吃惊和担心。仅仅在不多几年以前，当联邦共和国刚成立时，曾经庄严地宣布德国决不再重新武装。甚至还严禁穿着遗留下来的破旧军装。而现在，信号却突然改变了。幸亏还没有唤起军事上的狂热。我们的国外朋友确实对德国人的反应感到吃惊，德国人没有象人们现在所期望的那样，而是对重新拿起武器完全不感兴趣。不过这比掀起对军事的巨大的狂热还是要好得多。 　　1952 年 8 月，库特·舒马赫逝世了。这对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德国是一个严重的损失。甚至连他的许多反对者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的独断独行的领导方式和他的一些决定受到了应得的批评，但他的正直、意志力和理想，对于联邦共和国和德国人民则是巨大的财富。 　　那一年春天，舒马赫曾再次要求我给他提意见和同他合作。他也不反对我被提名为柏林党主席的候选人。1952 年 8 月，我正在挪威山区度假。在几个星期以前，我曾和这位党的领袖长谈过一次。他是否已感到死的临近呢？在他的谈话中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几乎是令人伤感的矛盾。 　　一方面，他批评了某种类型的党的工作人员的顽固不化，要求在精神上的更大的独立性。他谈到争取青年的重要性，要在下届议会选举中把那些“希特勒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提拔上来；另一方面，他对党是否会在革新道路上跟他走表示疑虑；他也为那些老是同意他所说的每一件事的唯唯诺诺的人进行辩护。 　　我有这样的印象：他自己感觉到这些矛盾，并为这些矛盾而感到痛苦。所以在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时，我就更加感到悲痛了。 　　在我们这瞬息万变的年代里，对即使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的记忆也是不会长久的，特别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已陷入了历史事件的汪洋大海之中。许多事件被人称为“历史的转折点”，虽然它们并不象当代夸张的编年史家们所描绘的那样具有决定性。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每次选举，每次讲话，每次外长会议都被誉为“历史性的”——夸张词藻的滥用已经大大地促使人们对即使是真正重要的事件也漠不关心。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1953 年 6 月 17 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那我们并未犯下夸大其辞的罪过。这一天，同 1944 年 7 月 20 日一样，已赋予我们把柏林誉为抵抗的首都的权利。 　　东柏林和苏占区人民的暴动不单纯是一种绝望的爆发——它是具有国际性意义的事件。这一点在国外甚至比联邦共和国的某些阶层认识得更快，更清楚。 　　另一方面，常常被国外忽略了的是这次反抗的两重性。这次反抗不仅表达了对民族自由的渴望，也表达了对社会解放的向往。工人们——他们是暴动的先锋和主体——为了反对那种在被滥用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破烂外衣掩饰下的奴役制度而起来反抗了。 　　揭露共产主义象是弱者、是无依无靠的人和工人们（共产主义向来自诩是这些人的辩护士和监护人）的敌人，它的结果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反措施所能消除的。这些结果大大地影响了那些处于苏联统治下的国家的政治发展。那时，在那些事件的影响下，我写了一本题为《工人与国家》的小册子。 　　那一年 6 月 16 日下午，柏林东区出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景象。大群大群的人聚集在各处街头，议论纷纷。德国统一社会党派去笼络工人的工作人员遭到他们的嘲笑，有些人还捱了打。 　　6 月 17 日夜间，总罢工开始了。 　　6 月 17 日清晨，一万人向行政机关所在地区进军。他们冲破警察的封锁。一队一队工人的新队伍绵延不断地从东区的郊外涌来。他们手持黑、红、金黄三色旗，有的旗上饰有鲜花，有的人举着上面写着“自由选举”的标语牌。 　　工人们出发时衣服也没有更换——有的脚穿木屐鞋，有的袒露着胸膛，护目眼镜架在额头上，许多人拿着铁钎和其他工具。 　　近十万人现在已汇集在来比锡大街上。除大量警察外，还出动了苏联军队来保护政府大厦。可是工人们并不害怕。柏林人的妙语一再迸发出来：“乌布利希，皮克，格罗提沃，我们马上叫你们完蛋！”“我们不要工作定额；今天我们是好样的。”“格罗提沃和乌布利希滚蛋了，我们才停止罢工！” 　　骚动每分钟都在扩大。一群示威者从勃兰登堡门上扯下那个占领国的红旗，在那里升起了黑、红、金黄三色旗。有近五万名工人在卢斯特公园举行集会。骚乱在同一时刻席卷了整个东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遭到大批群众的围攻；最后靠坦克解了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幢大楼受到袭击。被推翻的警车在警察总局门前熊熊燃烧。宣传亭和国营商业机构——百货公司的售货摊被打翻。 　　俄国的装甲车在早晨就已开上了街头。白天，两个装甲师集合起来。正午，更强大的坦克部队出动了。工人们高唱“弟兄们，向太阳，向自由”——一支俄国人很熟悉的歌曲——来回敬他们。 　　接着，传来了第一阵枪声。青年和妇女逃散了，然而工人们却手挽着手，冒着部队的弹雨前进。有些地方工人的队伍动摇了，有些人中了子弹，不得不抬走，但是主体队伍屹然不动。 　　11 点 30 分，苏军司令官宣布了围攻的命令。 　　人群还是没有散开。他们坚守阵地。工人们继续从四郊涌向市内。直到傍晚才安静下来。在人民警察和苏联步兵后面，坦克沿着俄占区边界隆隆地开了进来。它们要保卫“和平和秩序”。 　　苏联军队公开干预使东柏林人清楚地认识到，进一步的行动是没有希望的。在戒严的状态下，继续进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然而，过了两天，工人们才重返工厂。 　　柏林暴动的消息闪电般地传遍了苏占区。在 6 月 17 日和以后的几天中，骚动、罢工和示威游行席卷了二百七十二个城镇和乡村。格罗提沃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上宣称，“只有”近三十万工人参加了罢工。事实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在德国劳工运动的传统性据点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各工业中心尤其如此。 　　6 月 17 日这一天标志着工人罢工普遍地具有人民暴动的性质。人民反抗不单单是反对不合理的工资——他们更要求自由。同历次伟大的革命一样，群众的怒火指向监狱和牢房。多处监狱遭到袭击，好几千囚犯获得了自由。 　　遇害者人数从未明确过，但人们知道，有十六人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据可靠的估计，在东柏林被拘捕的不下四千人，整个占领区有一万六千人被捕。大多数人不久被释放了，但仍有数千人关在德国中部的各监牢里。 　　然而，认为 6 月 17 日没有产生效果的说法是错误的。东柏林建筑工人的直接要求实现了；工作定额减少了。工人们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在以后几个月中得到了某些考虑。在德国两部分之间旅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宽；可是几年后，一项不人道的护照法又使上述的改进化为乌有。 　　1953 年 7 月 1 日，波恩议会决定把 7 月 17 日原文如此。疑为 6 月 17 日。——译者定为“德国统一日”。不幸，对西德许多人来说，这一天已成了只不过是一个附加的节日而已。那时，我在议会里曾作过一次发言，但被许多人评为措词太强硬。可是，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热烈希望不要把我们在苏占区的同胞完全撇在一旁。 　　首先，我指出，东柏林和苏占区的人民暴动是由那样一些工人群众举行的，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缺乏他们自己的明确意志和是非不分。“这些工人在争取自由统一的斗争前线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仅是一群战士，而且也是带头人。象在历次重大的革命紧急关头一样，他们已经把争取自己直接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同整个民族利益联结起来，他们还把争取统一的斗争——我们民族的主要愿望——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所有对德国劳工运动的民主和民族的可靠性仍表怀疑的人，要对我国人民的进一步分裂承担责任。” 　　苏占区许多人误解了西方国家的态度和阿登纳“实力政策”的口号。他们希望他们将会获得军事支援。这是一个可悲的误解。 　　苏联政府在斯大林逝世后陷入了危机状态。我们应该努力利用这种状态，加强两方在柏林的地位，并减轻东德被征服的人民的负担。苏联深入欧洲腹地的占领状况早就应该成为认真谈判的议题了。但是，盟国似乎一开始就作出决定，要证明它们对东德的反抗是没有责任的。由于政治上的姑息，它们便把阵地让给了苏联政府。 　　1953 年德国东部占领区的事件成了三年后匈牙利悲剧的前奏，那是一次人民的勇敢暴动，苏联人的残酷干预，西方行动的无能。 　　德国人民之缺乏献身精神，许多人对困难的决定和对社会的义务不闻不问，以图安安稳稳地沉湎于经济繁荣带来的欢乐中——一般说来，仅是适度的欢乐——这一切很使恩斯特·罗伊特那样的人感到震惊。他要求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为苏占区人民夺回自由。但是，这与那些为自己衣橱内终于又有了几件衬衣而沾沾自喜的人的心情是不相适应的。 　　以恩斯特·罗伊特为中心的我们这一伙人曾经公开地，而且一般说来公正地讨论过导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的种种错误和缺点。当时，对我们的策略的批评是不少的。我也被列在“改良主义者”的行列。 　　恩斯特·罗伊特十分痛苦；他曾希望波恩的方针发生变化，他并考虑给德国的政策注入新的动力的可能性。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健康已经损害到什么程度，他的心脏病情况如何。他从不叫苦，从来不去看医生。他的知心朋友也没有估计到他的病有多严重。所以，他的去世是料想不到的。 　　那一年的 9 月 29 日，我在家伏案工作。从奥斯陆来了电话。挪威政府机关要我记录下关于罗伊特的讣告。 　　开头，我不理解他们的话。难道罗伊特死了？这我不能相信。十五分钟后，我来到布洛夫大街罗伊特的小房子里。 　　当我昏昏沉沉、心烦意乱地走回家时，我看到一种难以忘怀的景象。我走过的每座公寓、大楼，每条大街，人们突然在窗口上都点上了蜡烛。谁也没有叫人们这么做。是人们普遍的悲恸感情在寻求出路。人们都记得，去年圣诞节罗伊特自己曾要求他们把蜡烛放在窗口上，向远方的囚徒们致意，作为对所有那些最可亲的、永不遗忘的人们表示忠诚和团结的一个信誓。 　　10 月 1 日，在后来以恩斯特·罗伊特的名字命名的广场上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我们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向德国的伟大的儿子告别了。我说： 　　“柏林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一切人的自由的斗争中为它的领袖恸哭。不仅青年一代在哀悼人民的父亲。你同时也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顾问、我们的好朋友。 　　“你是能使复杂的问题简单明了而又不失之平庸的这种罕见的艺术大师。你的话语总是那么谦逊、感人而通情达理。你能与大学教授交谈，也能与工人谈心。 　　“你从不怀疑自由的胜利。因此，你能以希望和信心鼓舞与你共事的人——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你有时被人称为‘过分的乐观主义者’。要是没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移山倒海的信心，我们的柏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和我的朋友理查德·洛文塔尔——他已取得英国国籍并当上了伦敦《观察家报》的政治编辑——一道，承担了为恩斯特·罗伊特的一生撰写政治传记的任务，这本传记已于 1957 年出版。它当然不是什么畅销书，但是，通过这项工作，我为自己的活动学到了不少东西。 《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