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美因兹和巴黎的代表大会满足了我们对它们所抱的期望。两次大会表明，在激动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上，特别是在今天起决定性作用的海外征服政策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巴黎和在美因兹，实质上都再一次提出了同一个引起相当深刻的冲突并且极大地激动人心的问题：在反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问题。当然，问题在美因兹出现时的形式，和它在巴黎被提出时的形式不同，那里看问题的着眼点也与这里完全不同。在德国，前几次代表大会已经在原则上承认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是可以容许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的最好途径。在法国却相反，社会党人部长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一年以来在实践中已经解决；这一参加是否可以容许的问题却一直没有确定。 　　国际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我根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决议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过是在遭到严重反对之后才通过的，而且后来从右面和左面都对决议作出了极其多种多样的解释。 　　虽然我早已要求发言，但是辩论的结束使我不可能发表意见，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详细地谈一谈这一决议和它的主题。 　　这并不是为了替我的受到伤害的革命纯洁性挽救名誉。责备我过分“节制”，正象责备我过分激进一样，都不能使我激动。但是一年多以前我对关于米勒兰事件的国际性征询所作的回答可以使我免于受到说我在米勒兰问题上屈服的责备。我当时写道（《小共和国报》1899 年 9 月 28 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否参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国家能够作出不同的回答，我不敢以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参加在瑞士和英国是可能的，在德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因为我不能作出无条件的回答，我也不能断言，阶级斗争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站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社会党人不会愿意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正象一个无神论者不会愿意加入教权派的内阁，或者一个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加入波拿巴派的内阁一样。他在这样一个内阁中的活动，长久下去，除了腐化和玷污他自己和他的党以外，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别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例外情况下，为了一定的目的，社会党人不能在不致损害阶级斗争的原则的情况下一度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一政府中为反对共同敌人合作。这种做法固然总会是危险的，但是可以设想有这样的使它看起来有道理的情况。 　　一句话，我不把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看成一个原则问题，而是看成一个策略问题。 　　至于我对于引起这次征询的那一具体事件的想法，我已经在《前进报》上发表过了。”（这是说，我不久以前在《前进报》上坚决表示不赞成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 　　这是我在去年 8 月 12 日写的，那时我刚好完成我那本反对伯恩施坦的书，并且正以最恶劣的搜索异端行为和最疯狂的教条狂热著称。可以看出，我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同一年以前完全一样。 　　那时我的回答和今天具有同一的性质；如果说这一回答是含糊的、橡皮性的，那么这不能归咎于回答者的思想，而是要归咎于问题的类型。对于一个策略性问题，只有在它是联系着一定的事例提出来时，才能给以清楚的和确定的回答。凡是需要从原则上回答一个策略性问题的人，始终将面对着这样的抉择：或者把一个只有有限的适用性的回答当作无条件适用的，或者提出一个给解释的技巧留有广泛活动场地的附有条件的回答。 　　遗憾的是，这两次——在国际性征询时和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问题的提法都犯了这种错误。无论是这一次还是那一次，都不是要求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发表对米勒兰事件的观点。一次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是否绝对地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另一次又提出夺取政权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 　　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果这样笼统地表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怎么能知道，我们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夺取政权！可能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更久，但是也可能比我们可以梦想的更短。我们是否在三年、三十年或九十年以后达到这一地步，有谁敢对此说一些确定的话呢！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这一决定性历史事件中，正象在任何一个决定性历史事件中一样，预料不到的事物将起很大的作用，这一事件将在同今天大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而我们居然要在今天绞尽脑汁去考虑我们在这些一无所知的、对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是不同的条件之下打算怎么办！这真可以说是：还没有下蛋就想孵鸡。 　　夺取政权的问题只有在同米勒兰事件联系起来时，只有在理解成这样的问题时才有意义：米勒兰加入内阁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开始吗？这也是普遍的见解，而决议是与此符合的。但是问题提得不清楚，不精确，因此回答也不可能清楚和精确。 　　但是问题之所以用这样复杂的形式提出来，是有它的正当的理由的。法国同志在米勒兰事件上彼此不能取得一致，他们打算把它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裁决。但是大会必须在原则上拒绝对个别社会党的内部的策略性争论问题作出决定；它不介入法国人关于米勒兰事件的争执，正如同它不干涉美国人关于工会策略的争执一样。 　　老的国际就已经避免这种干涉。例如，没有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德国同志的斗争中支持和反对过约·巴·冯·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冯·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1833—1875）——德国新闻记者，拉萨尔分子，曾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编者注，没有一次代表大会企图使两派和解。德国的分裂维持到国际结束以后，要知道国际的精神领袖是一个象马克思这样的威信很高的人，国际是一个严密的、有一个执行机关为首的组织，而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特点还发展得很差。今天我们没有马克思，没有国际总委员会，每一个社会党组织都如此被本国的事件吸引住，以致我们中间只有很少几个人有时间密切地注视外国的事件，正如为了作出国际裁决所必需的那样，而这时居然要国际代表大会决定一个社会党的内部争执问题！ 　　如果尽管这样人们仍旧想作出裁决，那就除了以笼统的措辞表述具体地设想的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那时人们对于所得到的回答也就不应当奇怪了。 　　但是对笼统的问题的回答必然不能象我们的大多数法国同志所希望的那么明确，正因如此，把我的决议说成对米勒兰担任部长的批准，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在忠实地解释时也不能把它理解成这样。它仅仅说明，米勒兰加入内阁不是从根本上应加谴责的行为，而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审查。 　　关于这样的审查的结果如何，决议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它的确已经提出了审查时应当考虑的最重要的几点。 　　我的决议首先尖锐地和毫不含糊地反对米勒兰的信徒所努力主张的见解，即似乎政府权力正象议会、地方参议会等等一样，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似乎凡是认为集中制国家的政府是一个统一的机构、只能或者全部加以占有或者根本不去占有的人，都是布朗基主义者和盲动主义者。 　　尽管关于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的见解如此奇特，它今天在所有那些人中间仍旧找到了人数很多的信徒，这些人认为，进步无论怎样逐渐地进行都不为过分，甚至推翻一届内阁，只要带来了彻底的制度变革，也意味着一次灾变，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这些人如果生活在宗教改革时期，就会希望通过路德教徒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大主教团而取得路德教的胜利。 　　在集中制国家中，凡是存在着具有明确坚决的纲领的强大政党的地方，政府总是清一色的一党政府。联合政府在和平时期是腐化的结果；它在各政党丧失了自己的伟大的、独立的观点的时候，在它们成为政客的派系的时候出现，这些政客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用它来为贯彻一个明确的纲领服务，而只是对国家进行掠夺。 　　如果社会民主党有一天成熟到加入这种联合内阁的程度，那么这将是它的彻底堕落的一个标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希望它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 　　此外肯定也有由具有高瞻远瞩的纲领的、力量充沛的政党所组成的联合内阁，但只是在紧急状况之下，为了对来势汹汹的、力量过于强大的内部或外部敌人进行自卫，这一敌人威胁着各有关阶级的生存利益或民族的生存利益。 　　如果 1870 年在推翻帝国以后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被吸收入法国的民族保卫内阁，恐怕“国际派”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对此提出反对的；如果今天——这当然是不大可能的——德意志帝国的军队被沙皇的军队打败，并且存在着鞭子政府指沙皇俄国。——编者注在欧洲称霸的危险，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定片刻也不会犹豫就把自己的代表派进负有组织人民战争的任务的内阁去，即使他们在这一内阁中必须同自由派和偏左的中央党人合作。 　　因此如果基本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威胁，如果用别的方式不能拯救民主制度，那么社会民主党也有权利同任何适当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在一个共同的执行机关中为保卫民主制度而合作。 　　在研究米勒兰事件时的大问题是，在米勒兰加入内阁时是否存在这样的紧急状态。国际代表大会只能提出这一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这样做的。这一问题要由法国同志的代表大会来回答。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证据表明米勒兰入阁是为了拯救共和国所必需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所需要的是社会党人在议会和人民中对它的支持；即使米勒兰不加入内阁，他们也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确，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那时也许更加容易提供这种支持。 　　但是紧急状态的存在仅仅是我的决议为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所提出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条件是一个严密的党组织的同意。米勒兰无论如何没有满足这一条件。奥艾尔说，在法国没有米勒兰可以对之提出询问的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这对于米勒兰来说还要糟，因为只有当他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律师，而是作为战斗无产阶级的代表接受他的职位时，他才能令人满意地任职。人们说到存在着紧急状态。我们否认这一紧急状态。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存在着紧急状态，那么它是要求恰恰米勒兰个人加入内阁，还是不如说要求战斗的无产阶级支持内阁呢？米勒兰的加入内阁，只有在他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受托人而不是作为普通的个人时，才能对拯救共和国有所帮助。 　　但是法国同志也根本不是处于象在代表大会上看起来那样的混乱之中，他们有自己的各个具有执委会的严密的组织。米勒兰如果打算作为社会主义的代表加入内阁，本来是可以询问这些组织的，是必须询问的。事实上米勒兰既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五个大组织中的一个，也没有询问由这些组织选出来作为联系环节的社会主义协调委员会，也没有询问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 　　他尤其必须询问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即工人党（所谓盖得派）的领导，这个党在上次选举中曾经独力给自己征集了三十万张选票。 　　米勒兰成为部长时并没有得到法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意，而且情况立刻表明，他是在同各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对立的情况下担任部长的。 　　他死赖在他的职位上，尽管共和国并不需要他参加拯救，尽管他看到他的部长职位极其严重地威胁了刚刚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的他的党的统一，并且把新的钉子打进了刚刚来得及统一起来的组织。 　　但是对于部长席位上的不服从纪律的党员同志的敌视必然也要成为对于内阁的敌视，于是米勒兰由于把自己的入阁强加于他的一部分党员同志，而得到了这件事本来应当得到的东西的反面：入阁本来是应当通过争取议会中和国内的社会党人支持内阁而拯救共和国的，它却使社会党人分裂，从而削弱了共和国可以用来保卫自己的最强大的力量，并且使一部分社会党人动员起来反对内阁，而这一部分人如果不是因为米勒兰入阁肯定是会保卫内阁的。从盖得派当年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内阁的坚决性看来，这件事是丝毫无可怀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米勒兰通过自己的入阁简直是削弱了社会党人对于内阁的影响，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是如此奇特。凡是在社会党人作为独立的团结的力量对待一个其生存取决于他们的投票的激进派内阁的时候，这一内阁必然对他们有所顾忌，必然对他们作种种让步。米勒兰却做到了使法国社会党人分裂成两派，一派对内阁抱敌对态度，另一派在一度发表意见支持米勒兰以后对他和他的内阁追随不舍，并且愿意与他一同赴汤蹈火。内阁无需害怕这一派别，因为它是内阁的俘虏；但是同样也无需害怕另一派别，因为它的投票由于前一派别而失去了效力。 　　只有这样看才能说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为什么能够纵容自己作出象驱逐意大利社会党议员莫尔加里这样的反对社会党人的丑恶行为，甚至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府，如果多少看重它在工人中间的声望的话，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 　　米勒兰是作为某种高级工厂视察员和官方发言人而受到内阁容忍的。法国社会主义对于社会党人部长和通过社会党人部长所起的政治影响等于零。这位部长只不过用为数众多的警察队来欢迎国际代表大会，而在公社斗士墓前献一个简单的花圈时在旁监视的大批骑兵和步兵，在许多外国的党员同志看来，同样也是社会党人部长对政权的夺取的奇特象征。 　　如果说我的决议为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所提出的条件是米勒兰事件实际并不具备的，那么被我接受的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就是直接针对米勒兰留在内阁这件事的了。这一修正案宣称，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人在这一内阁一旦表明反对无产阶级的偏私态度时有义务立即退出。即使人们想随同米勒兰的朋友们一道假定，关于夏龙屠杀的案件还没有结束，那么还有仅仅以莫尔加里曾经组织罢工的工人为理由就把他驱逐出境的事。社会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这一可耻的行为承担责任。他必须阻止这一行为，或者如果他被多数票击败的话，就必须辞职。 　　可见我的决议决不是对于米勒兰入阁的批准。不过它的确不包含任何对米勒兰是否满足了那些条件的直接判断，只有这些条件才使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看起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再说一遍，作出这一判断不是国际代表大会的任务。 　　可惜我们工人党内的朋友们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要求国际代表大会作出只有一国的代表大会才能作出的决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要求，国际代表大会应当把策略性问题转变为原则性问题，它应当颁布不许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 家和任何情况下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条件禁令，它应当通过宣布这种加入触犯原则而说明米勒兰和一切赞成他担任部长的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原则，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有阶级觉悟的社会党人队伍之外了。 　　代表大会不想也不能走得这么远。如果它由于处理这一问题而被迫干涉法国的事务，那么它这样做也只是出于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一的意图，而不是出于任何别的意图。 　　我也是按照这一意图来理解决议的任务的。如果说指引我的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还有实际的考虑，那么这一方面的考虑促使我给予决议以这样的形式，使它能够成为敌对的兄弟借以彼此接近以便就分歧点达成协议的黄金桥梁，而不是这一个兄弟可以拿来打倒另一个兄弟的武器。这次表决说明，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的意图。 　　我们的工人党的同志们本来完全可以投票赞成决议，而丝毫不致有损自己的尊严。就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势来说，决议已经尽可能迁就他们了。由于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并且拒绝了决议，由于他们做得太过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多数派的决议获得了它本来不应当有的那种意义，决议的通过被看成米勒兰的一次胜利，对于工人党的国际同情显著地降低，而这种同情在这以前已经由于德雷福斯案件而减少了。 　　我们对于工人党享有的国际同情的降低感到衷心的遗憾，因为我们远不想象现在屡次出现的情况那样，把它看成一个 quantité negligeable拉丁文，意为“无足轻重的事物”。——编者注。工人党不仅对现代法国工人运动有着不朽的功绩，这是它通过值得羡慕的、紧张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取得的；而且它今天仍旧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支柱，尽管有个别的策略错误。它就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来说即使不超过、也几乎等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组织。它还在统一和团结方面胜过它们，而现在新成立的、没有它参加的社会主义的联盟是一个从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想用总罢工代替政治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想通过消费合作社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温顺的唯合作社主义者的大杂烩。工人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是一致的，而新的社会主义的联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首先是在米勒兰入阁这一决定性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不幸的是，在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新的分裂，不仅象任何分裂一样有严重地削弱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险，而且有促使两派的不同特性发展到极端的危险，在针锋相对地斗争时，分歧的因素比联合的因素被强调得更为厉害，而那些最彰明昭著地代表这些分歧因素的分子最出人头地。 　　在工人党内，特别强烈地强调我们运动的原则性基础和严格纪律。在相反的方面，适应实际情况的必要性和自由的自我批评被提到了首位。这一方面的因素同另一方面的因素一样，对于我们运动的进行都是必要的。它们不一定要在一个人身上全都具备——它们的和谐的结合造成完美的政治家——，但是它们在党内必须均衡地发展。无论是这一方面还是另一方面的因素的过分发展都是有害的。而这是目前的分裂威胁着法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 　　片面地强调原则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即把原则缩减为空洞的抽象，把它们从由现实推演出来并且为更深刻地理解现实服务的原则，变成似乎可以用来驾驭现实的公式。严格的纪律如果被夸大了，最后就有压制思考和行动方面的一切独立性的危险。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实际条件的适应，如果不是建立在透彻的理论见识的基础上，如果不懂得区别本质性事物和非本质性事物、持久性事物和暂时性事物，就有成为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无节制地自我批评导致怀疑主义，导致对自己和对运动的怀疑，人们就会仅仅因为需要运动来实行眼前事物才置身运动之列；无节制的宽容为一切混乱制造者和一切野心家大开方便之门。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断定两派已经具有这些特征。无论在这一方和那一方，群众和站在前列的同志们都没有发展这些特征的意图。但是如果两派长久分开并且互相敌视地行动的话，它们就会被驱向这一最终目的。 　　可惜不能指望这种运动很快告一结束。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已经表明双方的个人仇恨如何强烈，而后来发生的事件只会使它加强。至少只要主要的争吵根源即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人部长还没有被排除，我们就很难指望两派取得统一，不管我们多么迫切地希望如此。 　　这一争端本身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最好的解决。固然我们有一切理由假定，无论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还是在法国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性的多数都赞同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所发表的意见。我如果发言也会表示这样的意见：赞成我的决议决不是意味着批准米勒兰担任部长，米勒兰加入内阁是一个错误，他留在内阁已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不幸。但是，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由于盖得和他的法国朋友们采取拒绝的态度，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对于旁观者来说就带上了对米勒兰友好的性质；而法国的全国代表大会又被形式问题吸引住了，以致应当由它而不是由国际代表大会来回答的决定性问题、即对待米勒兰的态度，根本没有提出来讨论。 　　因此这位社会党人部长又从各社会党方面赢得了一次新的缓刑期，他尽可以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了，如果对于一个社会党人来说，通过瓦解自己的党而维持一个部长席位能够算是胜利的话。 　　尽管如此，他的部长威风是不会耐得住长久的批评的，因此整个如此吸引我们注意的问题将长期地、也许永久地被埋葬。 　　乐观的人固然已经预言，这一问题对于其他国家、对于比利时、对于意大利来说不久也会成为迫切的问题。据说那里的联合起来的各人民政党大有在下次选举中取得多数的希望，它们将因此能够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一同组成联合内阁。 　　如果即将来到的选举真正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我们将大为高兴。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后果肯定决不会是资产阶级和社会党的联合内阁。由于社会党的胜利，那时所有善良的自由派都将提心吊胆，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联合内阁，不过是一个自由派—教权派的或者自由派—保守派的联合内阁，而不是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内阁。 　　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在目前的选举中是屡次出现的，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曾经造成混合内阁。这种联合是一种形势的产物，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值得重视的盟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反动势力变得更为强大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它寻找援助并且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了援助，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的敌人，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清算它的地步。 　　可见法国的社会党人部长同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的各人民政党的选举联盟以及英国的这种选举联盟的萌芽一样，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标志，不如说仍旧是反动的力量的标志。 　　反动分子一旦被打倒，形势在当天就会完全改变。从那一天起，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将是无产阶级，因此从那一天起，自由主义将毫不犹豫地投入反动派的怀抱——这是假定反动派还没有在这以前就把自由主义吞掉，假定一切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在这以前就抛弃自由主义的旗帜。 　　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标志着一种形势，在其中这两派都处于守势。在向统治的政府进攻时无产阶级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政权的夺取只能由无产阶级独力完成，就是说只有在它已经强大到足以胜利地进行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的时候才能完成。无产阶级将不是依靠一种联合，而是反对一种联合来完成它。 发表于 1900 年 10 月 10 日。译自《新时代》第 19 年卷（1900—1901）第 1 册第 2 期第 36—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