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哥里茨纲领(摘录)

社会民主党斗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原则　　纲领的总则部分说明贯穿纲领各部分的基本观点，因此也可以把它称作纲领的理论部分；这部分的开头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目标，内容如下：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争取把一切依靠本人劳动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集合起来，使他们具有共同的认识和目标，成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战斗团体。” 　　在这段话中，实际上存在着这个纲领和它的前驱——爱尔福特纲领之间的一点差别。后者一般把社会主义运动说成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工人的总体）的运动，在这里却有意地把它叫作劳动人民的运动，而把劳动人民这个概念更加明白地确定为“一切依靠本人劳动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但是，所以要作这种变更，并不是为了削弱运动的性质，而是为了按照运动实际的样子，或者也可以说，按照它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来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爱尔福特纲领只谈到无产阶级或雇佣工人，这一点从两重理由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制定这个纲领的时代已经不仅仅是雇佣工人的运动了。它的战士当中也包含相当多的其它社会阶级的成员，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是身居领导的热诚的战士。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本阶级中的例外。他们是纯粹以个人身分来支持运动的，并没有本阶级或社会阶层的本身的利益把他们和工人阶级连结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改变了。今天某些社会阶层中有大批成员属于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数目日益增多，这些阶层固然同工人一样，是依靠本人劳动收入为生的，但是雇佣工人这一概念根本不适用于他们，无产者这一概念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才适用。　　例如，工业、商业和农业中的职员阶层就是这种阶层。当制定爱尔福特纲领的时候，固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职员团体，但是职员的运动不过刚有一个非常薄弱的开端。大多数人对待企业主阶级，就象从前行会的手工业帮工对待手工业师傅一样。他们和雇主固然偶尔也有纷争，却感觉自己就社会地位来说同雇主是相近的，仍旧认为自己是未来的雇主，或者至少是可能的雇主。他们作为社会阶层所占的地盘也还不大，这一点和上述情况有关系，而且妨碍显著的阶级感情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一八八二年第一次德国职业与行业普查时，在工业和矿业中有一百八十万名独立工作者（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不仅在名义上是独立工作者），只有九万九千零七十六名技术人员和商业人员。在一九零七年进行第三次调查即最后一次调查时，这种人的数目增加到六十八万六千零七人，换句话说几乎增加到七倍。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零七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间，这个阶层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内的发展的景况如下：　　技术人员和商业人员在农业中，从 66,644 人增加到 98,812 人，在工业中，从 99,076 人增加到 686,007 人，在商业和交通中，从 141,548 人增加到 505,909 人，总计，从 307,268 人增加到 1,290,728 人。　　总共增加到四倍，达到一百二十九万人以上！现在职员不再仅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阶级。他们是一个阶级，而且是按“阶级”一词的十足的意义来说的。从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报酬的形式来说，他们和雇佣工人阶级还有区别，但是就他们和企业主的关系来说，他们却非常接近雇佣工人。他们感到同雇佣工人有越来越类似的社会政治要求，于是日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要素。到大战前夕，在德国这种人的数目大概已增长到远远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了。　　在公务员阶层和自由职业者阶级中，出现了类似的发展。特别自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解除了他们身上的政治监护的束缚以来，由他们提供的社会民主党战士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了。在农村也往往以同样方式发生不使用雇佣工人经营的小农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因此，哥里茨纲领把社会民主党称作城乡劳动人民的党，无非是表达了实际情况。　　…… 　　“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来保护已经争得的自由。它把民主共和国看成由于历史发展而确定的不可更改的国体，把对这种国体的一切攻击看成践踏人民的生存权利。” 　　这一条首先是针对以某种手段（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重新建立君主制的意图而发的。在德国有产者的颇大一部人中间，这种意图是很强烈的；在争取到共和国之后已经三年的今天，德意志国民党及同它意气相投的人经常表露这种意图，并且用一种不忌任何谎言与歪曲的煽动的一切手段，在人民中间加以传播。在成百万册地流传在人民中间的传单和小册子里，哄骗人说威廉二世的政府对战争是没有罪责的，反而是德国受到心怀嫉妒的敌国的恶意袭击，这是对事实的厚颜无耻的歪曲。德国帝国政府在怂恿奥匈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开战之后，在由此惹起的世界的危机中，向俄国提出了一个行不通的最后通牒，接着在十二小时后就对俄国宣战，它就这样无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向它发出的紧急警告，无缘无故地强行挑起了大战；假使不如此，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对人民叙述威廉二世提出的徒劳无功的和平倡议，却闭口不谈威廉二世由于发表了傲慢的声明，说他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向敌国提出和平的，而且由于拒绝宣布他的战争目标，所以把这个倡议本身弄得无效了。他们胆敢用“由后方攻破前线”的说法来解释战争的失败，这是对德国人民的无耻诽谤，因为德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一直到最后都以最大的献身精神承受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莫大牺牲。但是他们在人民面前却要共和国对德国因战败而招致的可怕的负担以及作为这一负担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发生的帝国财政紊乱和货币贬值的情况负责，并且欺骗人民说，如果德国没有“软绵绵的”共和政府而有一个君主政府，上述一切都将好转，因为君主政府对敌国的勒索，会跟共和政府两样，报之以完全不同的抵抗。这是双倍犯罪的欺瞒，因为这样讲的人完全知道，只要一打算推行他们所描述的那种政策，就会使战胜国对德国的压力大大加强，从而使人民的苦难还要大大加深。　　但是这种宣传甚至在广大平民群众中间也获得了成功，对自己隐瞒这一点可说是致命的自我欺骗。人就是这样的：他喜欢听别人唠叨一些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得到满足的东西；但是对战胜国的措施的愤怒却在许多人中间激起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对它们进行报复，哪怕不得不为此作恶。这是轻率的玩火行为，但是对君主主义的煽动来说却是正中下怀的好东西。这种煽动既对德国的外交地位有害，对它的内部发展也同样有害，所以过去和现在都必须在党的纲领中也对一切有关的人说明，任何动摇民主共和国的企图在社会民主党内将碰上竭尽全力的坚决抵抗。　　这对于从左面反对民主制的人确实也是适用的。他们抱有幻想，以为通过一种仿照俄国式的苏维埃制度（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最迅速、最稳妥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幻想所依据的前提，早在苏维埃制度在俄国遭到失败以前就被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家揭示为谬论了。现在失败来到了，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也承认是失败了——不仅是人们所能设想到的最悲惨的破产，而且是最犯罪的破产。因为导致破产的那种制度不但对俄国无产阶级连一点好处也没有，倒给千百万人带来了不可言状的苦难，使俄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一种崩溃状态，就象在民族大迁徙时代的那几个可怕的世纪中笼罩欧洲的那种状态。　　尽管德国的文化优于俄国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以前的文化状况，在德国企图实行这种制度，其破坏作用也不会稍差。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同以农业为主的俄国比起来，会更加经不住缺少一个有秩序的法制状态。如果没有私法保证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不受国家专断行为的侵犯，信贷就要停止发挥作用，商业活动就要停滞，失业就要极度蔓延。如果农民不知道来年他是否还会支配他的土地和超过个人必需生活费以上的收获所得，他就不会去改良他的土地；同样，如果工厂主必须考虑到他的工厂和机器每天都可能被没收掉，他也不会扩充工厂和购置新机器。只有小孩或疯子才会认为有可能把全部生产连同成百万的工厂一下子都社会化。一切理智健全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家，激进的和稳健的，一致认为要想使社会化行之有效并且提高国民的幸福，非逐步进行不可。但是，只要国民经济的一大部分还是由私人企业主和自由的合作社经营，那末根据上述理由就不可缺少一个有条理的司法制度，保护得到法律允许的财产免遭专断和违背契约行为的侵害。但是这样的司法制度要以一种和苏维埃统治无法调和的法制状态为前提。　　还有一点，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所规定的在城市和农村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这件事在俄国在一个普遍解体的时刻可以实行而不发生困难；德国有着组织完善的资产阶级党派和强大的阶级组织，特别是有着十分自觉的农民的阶级组织，要在这里试图剥夺城乡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结局不可能不发生激烈的流血内战。为了一种如这里所说明的十二分靠不住的冒险行为而惹起这样的内战，可算是犯罪性的疯狂。工人阶级的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要求象社会民主党从斐廸南·拉萨尔时代以来一向主张的那样坚守民主原则——换句话说，人人权利平等——抵抗对这个权利的一切暴力攻击，即使它是从左面来的。　　同时社会民主党完全意识到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的斗争有它的重大困难，意识到在象德国这样一个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着极广大的中间阶层的国家内，在斗争中不经过暂时的反动是不会彻底结束的。但是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仅仅在外表上是比较迅速而方便的道路。那是一条破坏的道路，与此相反，只有建设的道路才稳妥地通往社会主义。在一个有着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强大工人阶级的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这条道路取得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积五十年以上的经验，深信拉萨尔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民主选举权并不是卜棒从前探寻矿脉、水脉所用的一种卜器，以榛树或柳树枝作成。——编者注，而的确是能治愈自己所刺成的创伤的长矛；深信拉萨尔就这个民主选举权向德国工人作以下的号召时也同样是正确的：“这不仅是您们的政治原则，这是您们的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救治的根本条件。” 　　但是，选举权决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后目标，它终究只是达到更大目标的手段；同样，共和国也是如此。所以纲领继续说；　　“但是社会民主党不能仅限于保护共和国不受其敌人的冲击。它为在自由共和国内部组织起来的民意对经济的支配而斗争，为按照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精神来革新社会而斗争。社会民主党认识到，把巨大的集中的经营转为公有经济，并且越过这点再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前进地改造成为社会全体的福利而经营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把劳动人民从资本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额，使人类上升到更高形式的经济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的必要手段。” 　　在这一条中，纲领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条清楚明了，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它的无从误解的措词直截了当地驳斥了来自某一方面的、说什么哥里茨纲领丝毫没有提到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必然性的这一谣言。我们看到，纲领在尽可能广泛的程度上要求这种社会化，它提出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全体的福利而经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的目标；如果在这点上评论需要提出一个问题，那不如说是这个问题：纲领要求改变整个经济，却没有给如此广泛的一种改造的必然性提出证据，它是不是作得太简略了。不过，它可以不提这种证据，因为关于这里作为社会化的出发点而要求的把巨大的集中的经营转为公有经济这件事的必然性，纲领可以援引它在前面就来自这种资本势力的威胁着社会的巨大危险所说的话，而在说到进一步的行动时所选用的“逐步前进的改造”这句话，所指的却是一种有组织的、完全顾及到成熟程度和必然性因素的行动。　　纲领的总则部分在最后再一次确认它和前一个纲领的内在关联。这一部分重复了马克思在旧国际的章程的导言中已经写下的声明：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是争取新的阶级特权的斗争——可见也不是争取莫斯科市民的那种选举制度的斗争——反而是争取废除一切这种优先权、争取废除阶级本身的斗争，与此相连的是宣布一种伟大的法权思想，作为社会民主党在进行斗争和指明它的任务时的方针——也就是那种崇高的基本道德概念，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战斗的工人阶级由于遵守这一概念，取得了以下称号的资格：“保护和提高人类文化成果的最忠诚的战士。”这一段的措辞如下：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意义上重申它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写下的信念：它的斗争并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废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它进行这一斗争时深知，在民族的和国际的共同体中，在帝国、邦和地方自治机构中，在工会和合作社里，在车间和家庭中，这个斗争正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