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尊敬的同志们！我没有准备今天就会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不能向你们源源本本地说明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举出足够的事实向你们说明，倍倍尔的一切指责都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各个地方的攻击都不是由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挑起的。首先，人们怎么会谈到伯恩施坦自从回国以来的修正的意图呢？我回到德国以来进行了什么活动呢？我刚刚读了刊登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的维克多·阿德勒的文章，其中说到我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开展我的活动（很对！）看到这种说法，我就想起我在柏林和柏林郊区，并且在外省所作的一系列演讲，邀请我的同志们听了这些演讲不仅没有反对，反而非常感谢。这里有一些来自我作过演讲的地方的见证人在场，他们将证明这一点。因此至多只能考虑到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作的一次演讲。这个联合会受大学的纪律约束，它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学生联合会，它也不是这样的联合会，它只是想成为那些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学生的一个联合会，我完全可以说，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柏林大学生的精华的一部分，他们愿意进修，愿意从事严肃事情的研究，这些事情正是我们勉励青年去进行研究的。我回国不久，就应邀到该联合会就随便什么题目作一次演讲；这个题目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直接宣传社会主义的题目，它应当是一个科学的题目。我承认，我有一点是弄错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在不公开的场所举行的有五十到一百个大学生参加的小型集会，在那里讨论一个同公众无关的科学问题。在我听说它是一个公开的集会的时候，我向主席再三声明，我宁愿它是不公开的会议。它终于成了一个大型的集会。由于一系列的情况，我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详细地拟定我的讲稿，但是我一开始就要声明，我认为绝对没有理由从我说过的话里收回什么东西。至于这篇演说在结构上存在着某些缺陷，我在当天晚上就向《社会主义月刊》的一位编辑承认了，而且我在第二天还对他说，最使我扫兴的不是对演讲的反应，而是演讲本身没有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可见我决不想把演讲说成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从它的倾向、它的内容和它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这一问题的态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收回的。我在演讲中也没有谈到修正的意图或者它的必要性，而只是提到社会民主党内部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就像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存在着意见分歧这一事实。我仅仅是指出了这一事实，根本没有对这些问题直接表示态度，而只是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然后说道：当我们亲眼看见社会主义在实际运动方面不断地前进，当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当工人运动夺取了一批又一批的阵地并且日益清楚地表述它的要求的时候，在它的科学方面却显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它在什么形式上是可能的。在第二部分我从历史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怎样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继续发展了社会主义。我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在它的未来纲领方面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因为它受意志支配，受阶级斗争支配。你们因为我说过所谓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运动对我说来就是一切这句话而对我很不满意。好罢，你们希望把最终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认这一最终目的，如果你们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个理想就在于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实践运动本身之中。在演讲中对于这一点绝对没有加以否认和提出怀疑，不过是说，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它必须并且应当部分地受意志的支配。如果《星期一世界报》的编辑误解地透露出这样的消息，说我批判地取消了社会主义，那末这算什么理由，要因此大惊小怪呢？关于批判地取消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人们不想在演讲中找到它的话，是根本找不到的。…… 　　我再说一遍：对于我的演讲的批评，凡是涉及有关它的形式和结构的，我都已立即承认它们有道理，关于科学的界限是可以各持己见的。我确实在演说的结尾说过：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会导致一些错误的假设，因为它会导致教条主义的理解，因为它会导致这样的理解，即似乎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结论，因此，我宁可用批判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在我以前也已经有其他的人建议过了。我补充说，尽管如此，只要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中的“科学的”这一概念恰好按照批判的意义被理解成要求，理解成纲领，理解成社会主义向自己提出的一种要求，它表明科学的方法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愿望说来是一种指示方向的力量，那末这一名称对我来说就保持着它的全部理由。在这种意义上，我完全承认这个名称，而如果它是这样地得到承认的话，就没有什么理由对此大惊小怪了。人们可以对《星期一世界报》加以驳斥，这件事就结束了。我们为之而斗争的实际要求没有一个受到怀疑，这是一个纯粹的方法论的问题。…… 　　…… 　　我说过，我宁可用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名称，自然是在科学的批判的意义上说的。我已经一度引用过拉布里奥拉同志的话。他也认为批判的共产主义这一用语比“科学的共产主义”一词更正确些。在《新时代》上与我论战的一位作者也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不应当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握最终的真理。它是一种谦逊的自我约束的说法，说明我们愿意探讨真理。”这完全是我的观点。 　　同志们！我力求辩论尽量不牵涉个人，并且尽量不涉及次要问题，只讨论主要问题。我决不否认，两个决议对我个人都是友好的，第一零九号决议虽然对我作了谴责，但是只涉及到某些行为，没有涉及我的愿望，因此，绝不应当说它是对我个人的不信任表决。即使我承认这一点，我仍旧认为有义务请求你们不要赞同第一零九号决议，我反而要请提案人放弃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大部分是以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它影射而且也只能影射我重新回到德国以后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们要追查我的活动，那末，从你们的立场出发，只有我在“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的演讲是唯一可加谴责的。我一开始就承认，那次演讲的某些形式上的缺陷，但是如果你们考虑一下演讲的倾向，公正地考虑，不要受敌人的批评和赞扬的影响，你们就会认识到，演讲给予社会主义的比它从社会主义那里得到的要多。演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说社会主义不是科学；它只是说，社会主义不完全是并且不可能完全是科学。我们可以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强调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我的演讲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关于社会的未来的一般的理论观点，它所包含的有一大部分是愿望的成分。我在演讲中论述了这一点以后，我说： 　　“但是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仍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愈来愈从科学的武库中汲取自己的论据。在所有的社会党派中，社会主义是最接近科学的，因为作为一个上升阶级的运动，它对现存事物的批评比任何其他的党派或者运动都更为自由，而批评的自由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条件之一。社会是一个有生气的、不断发展的机体，一个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进步的方向——寄予期望最多的党或阶级自然也比其他的党或阶级更为关心认识的进步。仅仅因为对社会的联系的认识能保证社会民主党找到适于加速社会进步的手段以及避免会阻挠或者延缓社会进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主义就已经要关心这一进步了。前面已经阐述过，社会主义虽然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意志的东西，但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东西。为了达到所希望的目的，它需要关于社会机体的力量和联系的科学。” 《德国社会民主党吕柏克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 1901 年德文版第 138—140、143、176—1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