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本文是伯恩施坦对考茨基写的《伯恩施坦论价值理论和阶级》（《新时代》第 17 卷（1898—1899 年）第 2 册第 29 期）一文的答复。——编者按语 　　…… 　　考茨基关于消灭阶级的论述犯了一个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往往能够看到的错误，这就是：不加思索地用政治的论据或者通过下定义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考茨基说，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完全可以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办法来消灭他们之间的阶级区别，而丝毫不致损害文化”。接着，他就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作了实质上毫不相干的引证，把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辩护的论据同巴斯夏和麦克库洛赫反对共产主义的论据加以对比；然后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否真的相信，马克思所说的那些上升为“卓越的纺纱业主”、“大的灌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的暴发户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37 页。——编者注，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对此，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只要国家和地方还没有机关来接管他们的经济职能，只要合作社事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接管他们的经济职能的程度，他们就是不可缺少的。我是相当唯物主义地考虑问题的，这足以使我认为直到那时为止，厂主和商人在他们的领域内，正像学者、艺术家和工人一样，都是我们社会机体的必要成员。在观念上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主阶层是多余的，并不会使我们前进一步，正像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因为在观念上认为奴隶制是多余的（附带提一下，在这后面只隐藏着一种非常普通的为奴隶制的辩护）而前进一步一样。 　　其实，再也没有比说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这句话更加骗人的了。“大”这个形容词在这里就像“归根到底”这个成语在其他场合一样，也起着同样的自我欺骗的作用，在应用这个成语时决不应当不挂起这样的警告牌：这里有铁蒺藜和弹簧枪。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中采用了上述的对比，他是把这种对比建立在收入来源——来自地产、资本和劳动力的收入——的很能说明问题的差别之上的。仅就这一点来说，顺便说一句，这种分类（同洛贝尔图斯的地租原理是殊途同归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并没有说明社会的真正划分！马克思本人说明了，“在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英国，也还有各种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到处把界限的决定弄得含糊”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159 页。——编者注。他还补充说：“虽然与城市比较，在农村地方，这种情形是不可比较地更少”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159 页。——编者注。但是，第一，他所补充的这一点只适用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那些农业情况同英国相似的部分；第二，在依靠乡村人口而使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一点也会日益失掉它对整个图景的意义。况且英国农业情况的发展是和马克思的假定完全不同的。此外，这种区分与其说适合于收入接收者，不如说适合于收入来源。只有就多数的雇佣工人、比较少数的地主和食利者才可以这样说：他们几乎全部能列入那些类别之中。就其他的情况来说，来自地产和资本的收入通过极其多种多样的方式并且按照这样多的等级进行分配，往往同来自某种劳动的收入混在一起，因而根据前一种收入来源所进行的阶级划分根本无法实现。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到“利害关系和地位的无限分割——社会分工把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成……” 同上，第 1160 页。——编者注。非常可惜的是，手稿在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地方中断了，恰好对阶级斗争理论是如此重要的、论述阶级的一章不得不永远只是一个躯干。不过，对于目前这一论题来说，由马克思本人所作的关于利害关系和地位的大分割的阐述已经足够了。 　　事实上，被分割的不仅是来自地产的收入。不仅农业统计给我们指出了土地占有和农业经营的规模等级上的极大的多种多样性，即日益增长的分散，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土地抵押的分割，这种抵押本身又表明了来自土地的收入的巨大分散。考茨基在他的《农业问题》中固然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在抵押地产方面“非常明确地出现了一种决定性的集中趋势”参见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384 页。——编者注。但是，如果他曾经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他就会发现这种集中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抵押究竟集中在谁的手里呢？主要集中在象保险公司、储蓄银行、慈善团体这样的集体机构里，它们的股东是以千计的，在储蓄银行甚至是以十万和百万计的。 　　总之，正如考茨基本人在别的场合也曾确认过的那样，我们在现代的社会中碰到的不止是“三大阶级”。 　　而且，在这两个有产阶级中，只能就一部分成员这样说：他们已成了社会体的好吃懒做的消耗者。在观念上当然可以把纯粹来自财产的收入同来自劳动或职务的收入分开，但是实际上（只要不是简单地没收一切财产，而这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前者只有在它以某种形式结晶化为利息的情况下才是名副其实的。 　　我在确认这一点的时候，当然绝不否认现代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我仅仅否认对这种斗争作我所反对的那种刻板的理解的正确性，这种理解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采取日益粗暴的斗争方式、必然使对立以这样一种形式趋于尖锐化，以致上述各大阶级有朝一日直接地彼此对立起来。 　　这并不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投降，——即使当它包括对那些首先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著作家的原理的承认的时候，或者说仅仅就它包括这样的承认来说，它也不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投降。 　　首先，我曾认为从另一方面对马克思学说的个别地方所提出的异议是不可反驳的，如果考茨基绝对地把我的这句话解释成这样，即这个另一方面“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末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考茨基并不是不知道，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批评家。我当时曾经在《新时代》上说过，贝·柯罗齐、若·索列尔等人的作品并不是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其次，对于最初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而我们社会主义者拒绝立即予以承认的事实，一旦它们已经表明为确凿无疑的时候就加以承认，这并不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投降。这只是向真理投降，我是随时准备这样做的。我认为承认错误要比掩饰错误更光荣。但是，第三，什么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有许多经济学家，他们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也远不是资本主义的颂扬者。如果考茨基对来自这些人中间的一切批评等量齐观，把它们统统当作“资产阶级的”，那末，他就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一个糟糕的证据。一般说，用“资产阶级的”这个词来描述一部科学作品，只是在涉及倾向的时候才是恰当的。如果涉及的是客观的论断，这个词就毫无所指了，而六分之五的经济学文献都是从事这种论断的。在巴枯宁当时发誓不对在大学里讲授的科学复仇的时候，马克思嘲笑了这种做法，并且提到了他对“科学的憎恨”。最好在这些事情上要前后一贯，不要今天诉诸客观的判断，明天又划上完全非科学的界线：这一方是资产阶级的科学，那一方是无产阶级的科学。 　　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一部分是对现存社会的分析，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斗争的理论。作为对现存社会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自豪地提到自己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无倾向性——例如，恩格斯用了倾向性的经济学家这个名词来申斥洛贝尔图斯，而马克思则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预先作了说明：在科学的入口处，有着但丁的一句名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偏见。在《政冶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译成“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1 页)。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一文中译成“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疑惧”。——编者注如果这句话要比纯粹的空谈更有用，马克思主义者也就必须在从“资产阶级”方面提出的批评面前抛弃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这一自负。 　　考茨基认为必须在我面前捍卫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即它的方法，并且自信有理由能指责我完全缺乏方法。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像‘社会主义’的概念那样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同任何资产阶级社会观不相容的社会观”。马克思本人却说自己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既不能跳过合乎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能颁布法令来取消这个阶段。这是历史的客观主义，它是可以同一切可能的资产阶级社会观相协调的。它在实际斗争中并不排斥采取反资产阶级的党派立场，但是排斥关于斗争形式和向新社会制度过渡的形式的一切先验的教条。按照考茨基的意见，如果人们想承认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资产阶级的批评是有理由的，同时仍旧想做马克思主义者，那末，人们首先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粉身碎骨”。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教会的教义了。（Sit ut est aut non sit．拉丁文，意为“你本来是什么样子，就应当是什么样子，否则你就不能存在”。——编者注）但是另一方面，考茨基本人也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的这些或那些成果”逐渐“过时”。然而，审定什么已经过时、什么还没有过时的有关当局在哪里呢？我认为我已经以种种例子证明，考茨基是怎样歪曲事实的——必须使事实“粉身碎骨”，以便使它们同学说的传统原理取得一致。按照我的看法，这是一种比承认在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上原先的推断过于片面还要有害得多的投降。 　　…… 　　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谈到要放弃社会民主党的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我所反对的只是同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一套革命惯用语，而且我还将继续反对，——但是，我只字未提放弃党的独立性。 　　可是，要牺牲夺取政权和放弃“贪食奇谈”吗？ 　　说到前者，如果人们以为，我幻想可以劝阻党夺取政权，那就等于把一份不能容许的愚蠢加在我身上。不如说我的全部建议的用意都在于提高和加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这些建议对此是否适用，那是另一回事。同样，我据以提出建议的前提是否正确，也是另一回事。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就我所看到的来说，事件还没有把我否定掉。 　　我对“贪食奇谈”的理解，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凡是读过我的书的人对此照理不可能产生误解。这是指一些说法或用语，它们假定一种普遍的、同时的和强力的剥夺，或者只有当它们这样假定时才有意义。我要从社会民主党中排除出去的正是上述这种剥夺思想，不多也不少。它既同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相矛盾，也同总的文化进步相矛盾。这样一种剥夺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消灭封建主义的方式，也与我们通常所想像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制订他们理论的年代所设想的迥然不同。当封建主义崩溃的时候，资产阶级所有制已经发展完备。我在撰写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时，竭力寻找关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作为那次革命的特征而列举的那些社会变动的资料。我的收获非常小。那次革命同消灭封建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微不足道的。——作者注一切预兆表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崩溃——我故意用这种说法——不会是另一种样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会作为暴力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果或者由于暴力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发展起来，而是如果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就会消灭。同时，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进攻，正像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做的工作一样，将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领域内进行。政治痉挛是否会使这种发展暂时中断，促进它或者阻碍它，这是我不需要在这里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它同阶级斗争的事实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我已作了详尽的阐述。 　　…… 　　运动是持久的，它的形式和理论是暂时的。但是后者也并不是完全转瞬即逝的。它留下了它的痕迹，留下了它所产生的作用。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是知识和认识的宝库，许多思想家都对此作出了贡献。但是，个人的持久性的贡献并不总是他自己赋与最大价值的东西。历史会重新估计贡献的价值，它会抛弃一度似乎表现了铁的规律的那些学说，它会使认为被战胜的那些学说重见光明。历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将作出什么样的最后裁决呢？今天谁也说不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不管历史把它抛弃多少，社会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仍将继续进行。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意识到了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无拘无束的检验。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实际工人运动从理论所得的并不比社会主义理论从工人运动所得的更大。在今天，运动不仅是理论的产物，而且是理论的创造者。在今天，即当工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进行比以往更实际更有效的斗争的时候，人们的确用不着神经过敏，担心阶级斗争的教条可能遭到损害。 发表于 1899 年 7 月。《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柏林—伯尔尼 1901 年德文版第 395—400、402—403、404—4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