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德国的社会党报刊和外国的一部分社会党报刊以特别的方式突出地显示了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各种文章纪念了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评价了他贡献给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并且作为遗产留下来的思想成果。这个日期选得也许有些特别，因为二十这个数字很少成为举行纪念的数字，但是对于这件事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在任何时候研究伟大思想家的著作都是有价值的。不管时代在这期间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思想巨擘的著作中，后代总还是能够找到有益的遗穗。我们可以借用席勒的一句很有名的话：立于自己时代顶峰的思想家，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完全过时。如果我们还能向那些已经在两千多年前死去的希腊的哲学英雄学习的话，那末这句话对于才去世不过二十年的、我们时代的科学认识的英雄就更加适用了。 　　因此，如果这个马克思纪念日没有被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门卫士自居的人所利用的话，我们本来是会毫无保留地参加的。他们在由他们掌管或者以其他方式归他们支配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刊上对一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形形色色的恶毒的诬蔑性攻击，这些社会主义者认为：不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多大，他毕竟没有为这一理论作出最后的定论，他的方法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结论并不是普遍中肯，他关于发展的不少假设已经过时，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学说要想符合科学性的要求，就需要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理论体系的许多论点进行修正。首先在《新时代》上，恶意的修正主义者又一次受到了冰雹式的攻击。我坦率地承认，我不喜欢修正主义者这个词。它对我说来过分空洞，而且就算它包含一些内容，那也是过分暧昧不明的。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称为修正，有谁不可以被看作修正主义者呢？否定所包括的范围总是比肯定更广的。有些人所主张的观点彼此出入很大，他们却可以在以下一点上意见一致：马克思学说的某些原理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如果这些人现在都被不加区别地称为修正主义者，那末毫无顾忌的敌人要想通过巧妙地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而唤起关于每一具体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所在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此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称呼，他们就要遭受令人最不愉快的不明不白之冤。但是即使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仍旧并不因此想到放弃人们通过它来加以说明或者加以反对的那一事业。让我们至少开诚布公地互相对待吧。在三月七日的《新时代》上以其他各色各样的名目对修正主义者进行的各种攻击，并不指向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者，也不指向站在社会民主党以外单干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指向在社会民主党内为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斗争的人，他们只是在某些观点上背离了被《新时代》编辑部当作唯一纯真的、真实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来加以维护的那些观点。但是如果那一派人把马克思纪念日当作革出教门和作出科学上的死刑判决的恰当机会，那末本文作者便认为自己有义务针对这种行为而捍卫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科学的和由实际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权利。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再一次被人以傲慢的态度加以否定，当然这种傲慢态度自古以来就是一切正统观念的特性——尽管这句话多么令人不满。在这样说的时候，不是把正统观念理解成对某种确定的信念、某种确定的观点的坚持，而是把它理解成把影响深远的学说压缩成一定的、狭隘地加以表述或者狭隘地加以解释的公式或者概念。…… 　　……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争论的核心是什么呢？据说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任何时候不可触犯的财产、却被恶意的修正主义者亵渎神圣地触犯了和玷污了的马克思的遗产究竟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碰到第一项 Qui pro quo拉丁文，有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等意。——编者注——，不，让我们用德语来说吧：碰到针对修正主义而进行的第一项捏造。 　　必须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在这点上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者中间，曾经哪怕有一个人否认过这一历史理论的基本思想吗？我一个也不知道。对这一理论的作用范围曾经有过争论，而且是在正义者和非正义者中间进行的，甚至在导师们“导师们”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者注那里也存在着背离定义的说法。但是理论的核心——按照本文作者在《前提》一书中的表述就是：“经济永远是决定性的力量，是历史上伟大运动的关键”——并没有被任何一个遭受嫌疑的修正主义者否认过。确实，它甚至受到社会民主党之外的修正主义者的承认。只要回忆一下弗兰茨·奥彭海默弗兰茨·奥彭海默（Franz Oppenheimer 1864—1943)，德国反动的社会学家，主张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是宣扬“走第三条道路”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编者注，他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坚定信徒，尽管——也可以说，因为——他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今天，在我们比较确切地追溯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以后，我们知道，它的主要思想已经贯串于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伟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著作中，这些思想在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和实践先锋的著作中往往得到鲜明的表达。就像对于这一理论一无所知的人出于纯粹的感性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一样，人们也可以承认这一理论而不表示信奉社会民主党所理解和主张的社会主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把社会主义从纯思想的领域中提取出来，并且指出，社会主义虽然基本上取决于意志，却并不仅仅取决于意志，而这一意志也不是单纯的偶然性，而是受完全确定的历史情况制约的，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并不能规定这种意志。它对于未来的预示同样也不能超出极其一般的轮廓。此外，社会主义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而也在于怎样实现和什么时候实现。但是对后面两点的判断并不是由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般原理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撇开主观的利益不谈——对各时期的实际发展的估计。有时，按照人们对这一发展的估计，人们可以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得到这样的见解，即除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以外，没有别的制度是合乎时代的。…… 　　简言之，人们不仅能够正好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根据来极其明确地论证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暂时的合理性，而且事实上在各个不同的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理论代言人也是用这一理论的论据来为这种合理性进行辩护的。 　　如果把马克思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者，那末这毕竟也很难说是完全正确的说法。当马克思开始他的生涯时，就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普遍原则来说，已不再有多少可发现的东西了。那时对他的要求，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从在多数情况下同它纠缠在一起的许多思辨的和空想的杂树乱草中清理出来，把它综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并且加深它的十分重要的论点。——想一想关于生产工具的作用的阐述吧！他的功绩不是在于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而是在于他从这些基本思想中得出的东西和他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的运用。 　　他在这一方面是开创者，这是没有人否认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要点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是没有争论的，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已成为老生常谈了，有争论的地方是在解释和运用方面的一些细节，对于这些细节，自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只是那些深入研究理论问题的一小部分人更加感到兴趣，而广大的读者是并不熟悉的。因此，如果在广大的读者中间唤起这样的印象，即似乎在什么时候曾经就这一理论中的那些的确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原理发生过争论，并且叫嚷说，瞧，在这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修正主义对于这些不朽的真理能有什么办法？什么也没有，绝对没有！——如果这样做，那就即使不是卑鄙的斗争方式，也是一种十分低级的斗争方式。谁采用了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了判决。他同样满可以问一问，修正主义到目前为止对于乘法表能反对出什么名堂来？也是什么也没有，这是肯定的。还没有任何一个修正主义者能够证明 1x1=3。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修正主义者试图攻击过乘法表。 　　反之，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虽然为研究伟大历史变革的原因提供了指导观点，但是要说明历史演变的内在过程，传统的公式就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了，它需要作重大的补充；而历史的演变过程也是要求被认识的，认识它，恰恰对于实践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作为实践家所必须考虑到的不是几千年或几百年，而是短短的几十年。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但是在运用理论时，他们屡次忽视重要的观点并且由于片面强调某些经济因素而错误地作出了种种社会预断，对于这些预断我们今天已经必须说，它们现有的表述是错误的。 　　关于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密切联系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情况是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情况相似的。当卡尔·马克思把这两种学说吸收到他的理论中来时，它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了完整的著述，关于现代社会特有的那一阶级斗争的观点甚至已经在实践方面的有了重大的表现。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及其对劳动价值论的依据我打算在另一处回过来再谈。但是在这里可以指出，就它对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曾经产生影响的方面来说，它并不包含任何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著作中还没有有力地强调过的思想。关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那里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原理可以有权利声称说出了在当时是完全新的东西。不言而喻这不应当成为对马克思的责备，马克思从来没有把阶级斗争学说吹嘘成他的思想财富。 　　…… 　　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目前达到的形式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发展的过程中它诚然从理论那里接受了许多东西，但是也给了理论很多东西。人们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说，它使工人运动在思想方面成了它今天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理论的历史中是划时代的转折点。这是没有疑问也没有争论的。据我所知，除杜林一人而外，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否定过马克思的理论的意义。马克思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对理论运动和实践运动作出了总结，并且凭着天才研究家的先知眼力预见性地设想了进一步的路线。但是如果说应当愉快地承认这一点，那么在马克思这个名字的光辉被利用来污蔑改进社会主义理论的任何尝试时，就必须针对这点指出，社会民主党决不是仅仅由于马克思一个人而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甚至是在它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马克思相对立的情况下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 　　只要回想一下关于评价和运用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的历史。并不是说，马克思曾经在原则上反对争取和利用选举权。别的不提，国际对英国一八六六年选举改革运动的态度就可以驳斥这种假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大大地低估了选举权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的作用，在这点上拉萨尔比马克思看得清楚得多。如果要马克思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德国党的思想领袖们的某些理论方面的发挥负责，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像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他始终有自己的头脑，虽然他是马克思的学生，但决不总是他的喉舌。同样，如果把马克思看作这样一种策略的启示者，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策略当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个选举胜利引向另一个选举胜利，并且逐渐使一部分罗曼语系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去修正他们的策略观点和从策略观点出发去修正他们的理论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逐步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一八七八年宣布了非常法的时候，马克思还说：如果非常法使德国工人从议会主义中改悔过来，那么这一法律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有益的，甚至在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还在他的论述家庭的著作中把选举权看作只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程度的标尺，它不能也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同恩格斯在十年以后（一八九五年）在《阶级斗争》的序言中对普选权和议会斗争的力量所说的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一条马克思主义修正的线，如果把这条线按同一个方向稍加延长，就将导致今天还被看成非常异端的观点。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想把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权的成果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成果或者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这就是对事实的粗暴歪曲，把它说成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或许更正确些。并不是非常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主义成为荒谬的东西，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主义使非常法成为荒谬的东西。仔细观察过事物的人会立即承认这点。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斗争，但是同一八七八年以前当拉萨尔还是同马克思并立（即使不是在马克思以前）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指路明星——的时期比起来，它已经成为更加无限大的程度上的议会式政党了。 　　梅林曾经说过：时间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为这一来就对修正主义者打出了一张大王牌。的确，时间在许多事情上证实了马克思是正确的，并且也许还会在一些事情上证实他是正确的。但是时间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也证实了马克思的敌人或批评者是正确的。时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是毫无疑问它有这一意义：最大的“最大的”一词在原文中是希腊文。——编者注修正主义者。 　　对待时间即事实的语言对我们传统观念所作的修正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人们可以装做没有看见它们，只要行得通，就不考虑它们而按照习惯的方式继续办事。人们可以注意到它们并且即使不是对理论本身、但毕竟对理论的解释悄悄地加以纠正，至少纠正到使这一解释可以同新的情况相适应的程度。或者最后，在人们意识到它们以后，也可以直言不讳地承认它们，从它们作出必要的结论，并且进而使理论同它们充分一致起来。 　　最后一种方法，原则上是修正的方法。它不仅是最有价值的从事理论的方法，它从长远来说也是最符合运动的利益的方法。 　　…… 　　……这样一来伯恩施坦在上文谈到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一文中对修正主义的批评。——编者注，这种理论本身虽然是实践的工人运动和伴随它的思想流派的发展的产物，却变成了上帝的启示，这一启示从第一天起就是尽善尽美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像万物起源时一样。但是如果人们用这种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假装成智慧的最后结论，那么与其说是对他的纪念有益还不如说是有害，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迫使向前推进的认识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性而去同马克思进行论战。在拉萨尔的名字不再成为工人运动内部的正统派的标志以后，对他的贡献的毫无保留的尊敬才在各方面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只要马克思崇拜还停留在合理的科学性的限度之内，它就是正当的。但是如果利用马克思的名字所享有的尊敬来作为污蔑对传统观点的修正的手段，这就使人有必要反复重新证明，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终究也只不过是一个人。 发表于 1903 年 4 月。《社会主义月刊》第 7 卷第 1 册笫 4 期第 255—257、257—258、262、262—264、264—2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