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政治党派和社会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呢？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把它弄清楚，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有另一个问题同它密切相关，并且只有以它为根据才能回答，而这个问题同实际斗争的直接联系是一望可知的。这就是：关于哪些东西更深刻地触及阶级利益、阶级利益对于政党有什么支配力量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的政党那里能够期望得到什么回答？ 　　…… 　　如果说，从粗略的阶级区分着眼，所有这些阶层同工人阶级相比都是反动的，即它们根本不要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及其最终的社会主义目的，那么各个阶层的反动性程度又随着它本身对社会进步的利害关系而有所不同。进步是一个十分多义的词，因此给它定下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是很恰当的。进步意味着向一个既定的目标继续发展，社会发展的客观既定目标是，而且必须是，通过社会的一切经济和精神力量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尽可能和谐的合作造成最大限度的普遍福利。人们对于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它实现时的形式可以争论，人们出于某些主观的动机（阶级利益，浪漫主义的倾向，哲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对这个目标抱消极的甚至敌对的态度，但是人们却不能否认这个目标。因为它同通常与完善化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条件是一致的。每一个机体中包含的力量愈能得到发展，愈能得到和谐的运用，这个机体就愈完善，而每一个机体的自然目的就是要获得这种完善性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活形态。 　　大家知道，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在对于这一意义上的社会进步的态度事实上是不同的。雇佣工人阶级今天除了通过为普遍的社会进步的物质和精神前提出力以外，根本不能用另外的形式促进本阶级的进步。凡是阻碍这种普遍的社会进步的东西，也对雇佣工人阶级有害，在普遍的社会进步的要求和雇佣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间是完全融洽无间的。但是在其他阶级那里利益却是不一致的。他们对于进步必须作些较小的或者较大的保留，这种保留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是由这些阶级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当这种生活条件要求社会及其各种力量的一部分受苦的时候，这种保留就发展成占优势的对于进步的敌意。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就是站在后一种立场上的，而工商业资产阶级一度具有的对社会进步的如此强烈的兴趣，也随着这一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支配力量的消失而相应地消退成对进步的冷淡、消极或者厌恶。尽管如此，如果经济不能继续向前发展，这里所谈的一些阶级仍旧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因此，它们的成员至少有一大部分一定会在决定性的关头一再站到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党派的一边。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结论：一个阶级的成员对阶级利益的认识愈薄弱或者愈不明确，意识形态或情绪的活动余地就愈大。如果我们从考察阶级转而为考察政党的话，我们就会证实这一结论。 　　今天社会上只有一部分人的政治态度从一开始并且完全是由它们的阶级成分决定的。如果有人把这种情况预见成普遍的现象的话，他就会把阶级同种姓，把阶级国家同等级国家或者同东方的种姓制度混为一谈。种姓和等级是十分确定的或者具体的东西，它直接地涌现到成员的思想中来。但是阶级是相当抽象的东西，它的精确的本质只能被间接地认识和理解。对于等级的成员——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种姓除外——来说，如果他总算在政治上还有发言权的话，只能通过本等级的代表在政治上代表他的利益。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的有选举权的成员，在存在着现代宪制生活的地方，可以通过随便哪一个人在政治上代表他。等级的代表仅仅代表他那个等级的成员，现代的议员是被所有阶级的成员选举出来的，他应当是整个社会的代表，其程度同他的投票所占的力量对比相当。因此，所有政党的纲领，只要不像德国的波兰族、威尔夫族和丹麦族的那样，是为特殊的抗议运动服务的，都超出了一定阶级的特殊事务的范围，都或多或少地详细地描述了应当据以领导或者管理整个社会的那些原则。 　　单凭这一原因，今天在政党和阶级之间就已经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融洽无间。在选举的时候，没有任何政党仅仅面向一个个别阶级的成员，一切政党除了为它们提供主要的追随者的那些阶级取得选票以外，还可以从其他阶级取得选票，这不仅是因为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超越他的阶级的特殊利益之上，而且还是由于党纲具有上述包罗广泛的特性。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个别成员除了具有和其他成员不同的特殊利益以外，还有着许多和其他成员一致的利益，各个阶级的情况也一样。因此，甚至一个代表着十分确定的阶级利益的政党，它的纲领对其他阶级的成员仍旧有吸引力。政党就其整个概念和本质来说，涉及的范围要比阶级宽。 　　不过阶级本身今天并不是完全闭锁的东西，它的界限决没有严格地划定。虽然职业统计连同收入统计可以让我们纯粹从表面上认识到各阶级相互间的规模对比（至多是大概的轮廓），但是任何一种收入统计和职业统计都不能精确地规定实际的阶级区分的界限，因为恰好在交界的地方有无数条连接线在这一方和那一方的各种不同因素之间来回交错，而在这里还起一定作用的社会情感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改变。愈接近边界，这种情感就愈加不固定。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生活在小资产阶级条件下的、情感也与此相适应的雇佣工人，在那个地方却发现完全具有无产阶级情感的小资产阶级，如此等等。其次，总的时代潮流也起着巨大的影响，对于这种时代潮流来说，除了阶级的经济动力以外、阶级的政治动力即它通过政治机构而产生的影响也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甚至宗教的或者民族主义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以气候的特点为背景的风俗也能使感情朝这一或那一方向改变。 　　个别的人由于受各种各样的影响可以超越本阶级的利益之上，甚至完全同阶级断绝关系。即使这种情况并不太多，但是在我们时代的已经改善的社会生活中毕竟并不缺乏促使阶级情感趋于迟钝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除了阶级结构今天在许多地方正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这一情况外，恰好还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 　　每一个团体一旦获得了生命，就要产生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生存利益。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方面却是一个例外，在这里党的生存利益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生存利益是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党如果想促进自己，就必须促进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生存利益，但是在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在党的利益和由它主要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之间就不断地出现对立。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近代各中间党派的历史，就会找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有时是阶级通过一定的机构或者通过背弃党而向党施加压力，有时却是党拿有关阶级的利益当作党的自保的需要的牺牲品。因此，将各个政党的态度任何时候都看成所涉及的阶级的思想的产物，决不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看到，阶级精神是相当不固定的，它通常与其说作为一种明确认识到的利益，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模糊的本能来起作用，因为阶级和经济的利益集团是两回事。今天，在巨大的经济的利益同盟的时代，恰好表明了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从同一个阶级里会出现性质很不相同的、具有即使不是对立的也是出入很大的意图的团体，例如工业家联盟和工业同盟、地主联盟和东北农民协会等等。 　　如果人们将不同国家的同一阶级的政治态度相互加以比较，就会看出这一阶级本质多么富于伸缩性。的确，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一致，到处都会产生一致的基本类型。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家同德国的或俄国的一样，都企图尽可能获得高额利润和在工厂中维持住“纪律”，但是作为政治家和在个人的交往中英国人对工人采取的态度毕竟可以完全不同于它的德国的或者俄国的阶级同伙。几乎在同一时期，德国工业最发达的萨克森邦剥夺了工人的选举权，而英国却取消了地方政府中的阶级特权，一些有权威的资产阶级政党还将一项议会选举改革提上了日程。对于工人来说，今天英国的选举权已经只比德国的帝国议会选举权稍有不利，而这一改革却要使英国的选举权远远地胜过德国的帝国议会选举权。在现代社会的某一地点，资产阶级由于惧怕社会革命而投靠教会，在另一地点它又同社会主义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教会的文化斗争。 　　经济利益对于情感有多么巨大的支配力量，这是人类早就知道的，至于感情在金钱事务上就停止起作用，至少老汉泽曼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 1790—1864），德国银行家，曾多次任普鲁士政府的财政大臣。——编者注是已经知道的。因此在这种限度内，人们在指出经济问题是政治的原动力问题时并没有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阶级的政治性质和党与阶级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如果说，看不到阶级的经济性质和政党的阶级性质就会导致对政党的能力和可靠性的误解，那末，反过来说，夸大这种关系就会使人看不到政党及其领袖的影响和可能性。 　　正如人不是环境的唯唯诺诺的工具一样，党派及其领袖也不是阶级本能的唯唯诺诺的工具。 　　一个党对于时代的重大经济问题的原则性态度归根到底是由它的社会构成决定的；至于这个党是气量狭小还是心胸开朗，是鼠目寸光还是目光远大，大部分取决于该党所拥有的领导集团和党的指导思想。 　　…… 发表于 1902 年 11 月。《社会主义月刊》第 6 卷第 2 册第 11 期第 850、851—8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