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近几年来，社会民主运动几乎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即使还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反映为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数目的如此巨大的增加，但毕竟是明确无误的。…… 　　如果打算从这一事实推断出我们已处在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前夕，虽然是未免过于性急，但是根据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在生产、贸易、交通、职业生活和工人运动中与此相应的现象得出如下结论，却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已在大踏步地接近社会民主党必须修改它今天仍然采取的主要是批评的立场的时代，修改的意图是：它必须突破关于工资、劳动保护之类的要求的范围，而提出积极的改良建议。我们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处在虽然不是“专政”的前夕，但毕竟也是工人阶级或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获得重大影响的前夕，正因为如此，检查一下我们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可能不是多余的。 　　现代社会民主党引为自豪的是，它在理论上已克服了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而如果仅就未来国家的模型这一方面看来，这种自豪无疑也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有健全头脑的社会主义者，今天都不会画出这样一幅关于未来的图画，即他想通过这幅图画向人类说明，如果要使地球充满完美的幸福，那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容许有别的样子，这是为达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最快最可靠的方案。社会主义者方面今天还在发表的关于未来的玄想，或者是试图描绘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的发展过程的一般轮廓，或者是以某种程度的天才设计出一些只能自称为幻想画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状况的图画。即是在这里，也还可能混入很多空想主义思想，但是真正的空想，也就是自命为“替未来的餐馆开的菜单”的那种空想，可以看做是已经绝迹了。 　　但是还有另一种空想主义，可惜它还没有绝迹。它处于同旧的空想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人们胆怯地逃避一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深入研究，而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一切都不过是缝补伎俩和姑息手段，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解决的办法，即使不是在旦夕之间，毕竟也是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们不相信奇迹，却要假定有奇迹。他们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人们得过且过，任凭事态驱策。他们认为，援引设想得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帮助他们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尽管对这两个历史推动力的基本重要性不应加以否认，但是显而易见，如果单独地和无条件地援引它们，那就会留下许多事情没有说清楚，而这些事情正是社会主义——如果它在其他方面真正应该成为科学的话——必须说明或者发现的。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迄今的进程的考察将具有很小的价值，如果这种考察连同它的结论恰好在需要开始自觉地和有计划地行动的时候就停止的话。 　　把一切解决办法都推到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装饰它而摆脱空想主义的性质。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例如我们拿常常被人引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章来说吧。标题中的趋势一词已经警告人们不要把那里写下的句子从它们的上下文割裂开来而按照字面加以解释。虽然如此，仍旧一再使人具有如下的观点：似乎“剥夺剥夺者”指的是必然随着灾变开始而且在全线同时发生的行动。但是这完全是空想主义地构思出来的。因为纵然社会灾变毫无疑问能够并且多半将要大大加速发展的过程，它毕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条件的同样性，而这种同样性是经营方式的同时变革所必需而目前无论如何还不存在的。但是在这期间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某些生产部门或企业部门成熟到这样的程度，这时还听任他们被私人用来进行剥削，即使不至于危害普遍的社会需要，也是不适合的了。此外，工人阶级和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影响在增长着，虽然还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上述观点，本应是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这一角度看来，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只不过这句话有些过分使人设想一种机械的生长。但是如果说能够突然用象“国家资本主义”和“市政资本主义”这样的毫无意义的口号来代替这句话，把它用于灾变以前产生的一切由国家和地方经营的经济企业，那末人们对此应当怎么说呢？这叫做加劲冲回空想主义。对于那些由国家和地方经营的、或者只是为了筹划金钱、或者出于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任务本身毫不相干的原因而摆脱了私人剥削的企业来说，使用国库主义（Fiskalismus）或国库企业（fiskalischer Betrieb）这一旧名词已经完全足够了。特别在该共同体是由有特权的少数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官僚式地统治和管理的时候，这样说是恰当的。但是这种状况在逐渐消失之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的生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日益增长地对国家和地方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强大，企业领导的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公共利益。把经济政策的任务放在首位、其次才注意到国库利益的企业在增加。在原有的、起初只是为了财政目的而加以垄断的国家等等的企业里，经济政策的一面也同样日益占了首位。要用象国家资本主义、市政资本主义这些词来称呼这种完全显而易见的正在实现着的发展，就是用强力来阻碍对它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因为它是坚决反资本主义的，是反对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而这种占有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性的和基本的方面。只能根据生产利润或企业利润今天的分配形式来运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是如果把分配形式看成决定性的标准，那末这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恰恰是以把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看成决定性标准的这种认识为基础的。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背后隐藏着一种完全空想主义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而是从任意一个设想好的、具有自己的分配形式的未来国家出发。同样糟的是把存在着极不相同的国家这一事实置之度外，把一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在这里国家是凌驾社会之上的、几乎独立地同社会对立的机关）同另一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在这里国家是从属于社会的，而社会本身是高度民主化的）等量齐观。因而，如前所述，这一毫无意义的名词重新从社会民主党的词典里消失得越早越好。 　　…… 发表于 1896 年 10 月 28 日。《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柏林—伯尔尼 1901 年德文版第 171、172—1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