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 　　这几段话指伯恩施坦从萧伯纳编辑的《费边主义和英帝国。费边社的一个宣言》（1900 年伦敦英文版）中引用的几段话。——编者注比巴黎决议指第二国际 1900 年巴黎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问题的决议。——编者注表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话却是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人们说的，每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竟要在这些人面前画十字说：我谢谢你，等等，等等。事实是，他们的判断能力没有由于对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的幻想和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口头禅的那一套惯用语而受到破坏。幸而上述幻想在别的地方也已经开始消失，这对于理智地和深入地探讨经济问题是有好处的，上述口头禅的生命却很顽强，特别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时常出没。 　　美因兹大会上关税问题的辩论为前一情况提供了出色的范例，而巴黎大会关于社会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辩论为后一情况提供了形形色色的例子。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这一辩论是巴黎代表大会最有意思的一场辩论，而且显示出了头等的演说本领。特别突出的是，一个个别国家的问题，即法国人关于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争论，成了这次国际代表大会讨论的高潮，成了压倒其余一切辩论的辩论。所有对这项议程发言的代表都意识到这一争论，所有发言的人，以及最后通过的决议都受了这一问题的迷惑，都被它——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用诡辩欺骗了。 　　如果人们想公正地评价所谓考茨基决议的话，就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决议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它在法国人的敌对观点之间划了一条对角线，以便使两派都可能接受。如果说其中的有一派尽管如此还要拒绝这个决议，那只能用执拗的情绪和某种教条气的顽固态度来解释。事实上，这个决议对非可能派甚至比对另一派别更加有利。在这个决议的出色的开头一句之后，接着就是用一个理由充分的但是开始的第二句。它把前者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一口。因为在辩论这句话的时候一再提到我的名字，请允许我就它说几句话。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任何这一方面的证据都没有。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 　　为什么不是呢？什么是正常的开端呢？ 　　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反。一个阶级从来不会一下子就取得政权，而——不能持久的袭击除外——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权力。在这一方面工人阶级也不会是例外，证据已经有很多了。 　　1848 年法国临时政府的例子不如说是属于突然袭击那一类。虽然如此，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有必要吸收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他们的政府，这仍旧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马克思恰好也承认它是这样的。那时的实验失败了，这部分地是那些同法国社会主义者现在的争吵非常相似的事件的结果。今天的米勒兰和博丹博丹（Baudin 1853—1917)——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主义者。——编者注，就是 1848 年的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的周围，或者说在卢森堡委员会的周围聚集了真正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批干部。但是，雅各宾传统的继承者不喜欢这件事，因为他们尽量给临时政府制造困难，并且使为支持临时政府而发动的示威变成相反的示威。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临时政府解散了，路易·勃朗被赶出政府。工人组织的事业被推迟了二十年。 　　在英国，1886 年第一次有一个工人进入世界帝国的内阁。当然可以反驳说，那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代表一个阶级，不管人们能够在别的方面如何指责布鲁德赫斯特亨利·布鲁德赫斯特（Henry Broadhurst 1840—1911）——英国工联领导人，1886 年任自由党内阁次官。——编者注，无论如何他总是他的国家的有组织工人的公认的代表。而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得到他们的同意的。1892 年伯特托马斯·伯特（Thomas Burt 1837—1922)——英国矿工工会领导人，1886 年和亨利·布鲁德赫斯特一起被任命为自由党内阁的次官。——编者注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工人组织的支薪职员，在他们执行部长职务的期间工人组织一直保留着他们的职位。虽然布鲁德赫斯特和伯特不是路易·勃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被任命入阁不是由于一次袭击，而是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政治影响的结果。这件事的特别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正常的条件下加入政府的这一情况。在英国，不再有任何一届自由党内阁可以不包括至少一个有组织工人的公认的代表。 　　在瑞士的许多邦里，工人代表参加了邦政府，邦政府的其他成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已经强调了这一情况。在瑞士，过去和现在是用国民的直接选举制将工人代表送进政府去的。但是，通常这是根据所谓分摊的名单来实现的。选民任命整个政府，而工人政党只是按照自己的力量有权利要求的名额将自己的党员提到名单上去。 　　简言之，我们恰好在最先进的国家中看到被决议称作夺取政权的“不正常的”开端的事情确实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实现。现实陷于不幸的处境，成为“不正常”的了。 　　但是也许正常一词在这里只应该表示，这种行动不符合在理论上规定出来的标准。不过这个标准是什么呢？难道是说工人阶级直到可以自己单独占有政权为止，都要不断地充当反对派吗？我为把这种情况定为标准的理论感到遗憾。 　　因为这意味着禁止工人阶级，或者直截了当地说，禁止工人政党充分利用许许多多的时机来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把运动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打算一直坚持作反对派的思想对于抱某种观点的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对于一个大党来说，却是实际上行不通的。在每个文明国家的历史中都会出现一些需要成立新的联合政府的阶段，这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因为迄今的统治阶级的政党已不再能单独地行使政府权力，使社会机体可以继续运行而不发生严重的停顿，而迄今的被统治阶级的政党还没有强大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们必须把利用每一种送上手来的权力称为对政治家的至上命令。要知道政治家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阶级的代理人，他作为这样的人必须尽一切可能促进政党或阶级的利益。一个阶级愈成熟，它在这方面就愈不会疏忽。 　　许多人听信了这样的说法：米勒兰入阁给工人事业造成了损失。但是，这完全要看人们对工人事业如何理解。工人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没有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影响也没有因此减少，相反，却不时得到了提高。那么，工人事业在什么地方受到了损害呢？是说这件事成了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磨擦尖锐化的诱因吗？但是这个问题同原则并无关系，而是同加入政府时的特殊的环境有关。环境是不正常的，这一点可以承认，我还没有教条到这种地步，竟会把可能给党的生活造成的损害看成一个在考虑赞成与反对的时候不算在内的因素。但是，不能根据这种可能性而制定普遍的禁令。 　　这个决议屡次被称作对我和其他人所代表的意见的一个让步，事后对它进行如此的批评，也许显得卑鄙。但是这些阐述的目的不是要对提出这个决议进行非难。我承认它是一个妥协，而且如果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决议，我在那一情况下也是会赞成它的，但是我在原则上对这个决议采取同奥利佛尔·特维斯托一样的态度：我还要添一点。参见狄更斯《奥利佛尔·特维斯托》，1950 年三联书店版第 12 页。——编者注 　　我并不反对人们对于社会党人加入联合内阁提出某种约束性准则。只不过这些准则不应当是不可能主义的。只不过这些准则不应当希图把根据一切已知的征象看来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阶段的正常情况的事情限制成紧急状态下的情况。 　　对我来说，政权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这句话意味着放弃进化思想，而去接受社会灾变论。我也认为，关于一个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会削弱阶级斗争的主张是对这个斗争的狭隘的看法，是想把它的概念缩小成一定的形式。实践对这种缩小概念的做法根本不加考虑；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社会民主党对待象劳资间的工资协议这样的现象改变了态度这件事中看到了。联合政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劳资间的工资协议的一种类型而已。在这种协议中，年轻的缺乏经验的运动也许会上当，但是强大的运动如果不能从中吸取新的力量，那它们就未免太愚蠢了。 　　…… 发表于 1900 年 11 月。译自《社会主义月刊》1900 年第 11 期第 714—7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