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特别法庭面前曾经说过，奥地利当前的任务还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首先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摧毁专制主义，实行民主制。《特别法庭上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918 年柏林德文版第 71 页。——作者注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已于 1918 年 11 月完成。但是无产阶级却没有随着夺取民主共和国而达到它的目的，它只不过获得了为社会主义这一目的而进行斗争的基地。争得了民主制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这块新夺得的基地上，应当用哪种方式和哪种手段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向我们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战争期间，我们没有泛泛地梦想过革命本身，而是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即在奥地利的特殊条件下革命将以何种形式进行。同样，在十一月革命后，我们不应当去空谈无产阶级革命本身，而应当考虑，在德意志奥地利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的考虑必须从经济事实出发。奥地利的粮食需要的六分之五，用煤量的十分之九，必须由外国进口。而我们的紊乱的国民经济不能生产出口货物，以换取进口的粮食和外国煤炭。因此为了支付进口的粮食和煤炭，我们不得不部分地采用信用贷款的办法，部分地采用卖出我们的银行和工业股票、以及工厂、森林等办法。这样一来，一旦国内战争动摇了我们的信贷能力，外国就毫无疑义地不再会向我们提供贷款。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外国资本家是害怕被无产阶级政府剥夺的，因此他们是不会在我们的银行、工厂、森林投资的。于是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贷款援助，也不能从西方输入资本，而我们进口粮食，只能靠西方的贷款和资本，我们本身是付不起钱的。因此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保证必需的粮食，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饥饿。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最短期间——短短几天或几星期——在一场饥饿惨祸中失败。 　　德意志奥地利不是一个经济上有生命力的造化物。一旦西方资本不给它援助，它就注定要饿死。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那一瞬间，它就会失去这种援助。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第二天，群众将面临二者择一的局面：不是饿死就是反革命！ 　　由于上述原因，德意志奥地利孤立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只要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老是局限在这个没有生命力的侏儒国的过于狭窄的天地，它就不能夺得独占统治，不能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前提是德意志奥地利加入一个巨大的、有经济生命力的、对外国依赖程度很轻微的经济区。在这点上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建立多瑙联邦就是合并于德国。 　　多瑙联邦可能勉强成立，却肯定不能长期存在下去，除非有一个暴君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由他来限制对独立的追求，来调停利害冲突，钳制离心倾向。所以多瑙联邦要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为前提。多瑙联邦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而只能是哈布斯堡反革命的结果。因此，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走另一条道路，即与德国合并的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结束，一直要到 1918 年 11 月 12 日的声明1918 年 11 月 12 日奥地利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奥国国体的法律。第二款称：“德意志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奥地利共和国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编者注>变成现实，实行和德国合并，才算结束，到那时我们才算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可以设想，我们会首先加入一个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的德国。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合并对于我们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前提。因为在这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比在德意志奥地利无可比拟地有利得多，虽然在千钧一发之际那里的反动也要比这里无可比拟地凶猛得多。只要德意志奥地利停留在孤立状态，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永远不能取得全面的胜利。只有在我们的阶级斗争不再是在德意志奥地利、而是在全德国进行，不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全德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进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夺取全面胜利。 　　但是只要德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被触动，通往合并的道路有可能、甚至必将被封锁住。不过下面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即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同时变成为传递给法国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只有这个革命才能拆除法国帝国主义现在为反对合并而设下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同德国的合并将意味着我们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合并、同社会主义的合并。 　　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奥地利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只能在整个中欧同时胜利，它不可能在中欧的新的小国单独胜利。因此绝对不会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奥地利，但是会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将是这个德国的一部分。 　　这种考虑决定了“老”左派在十一月革命之后的态度。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这一过于狭窄的圈子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告诫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任何过早的起义，这种起义在目前局势下只能招引饥饿惨祸，从而导致反革命。我们不要掩盖，而要向群众公开指出这样的事实，即确实存在一块狭窄的天地，在那里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活动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钳制。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坚信，只有和德国合并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自由。最后，必须使我们的全部政策为如下任务服务：捍卫民主共和国，防备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反对建立多瑙联邦的一切企图，以便开拓同德国合并的道路。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提出新的革命口号，只须坚持左派的民族纲领早在 1918 年 1 月就提出的口号：“同德国合并！” 　　“老”左派在战争期间曾以极大的坚定性同党内的内阁主义潮流进行过斗争。为什么？因为那时我们需要使无产阶级准备进行革命。当我们正在准备反对某一个政权的革命的时候，不应当去参与这个政权，不能和这个政权分担责任。 　　目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进入联合内阁。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近在咫尺。正当他们在教育无产阶级进行这次革命的时候，他们不能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府，不能为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分担责任。 　　德意志奥地利的情况则不相同。只要稍为认真考察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会没有例外地认为在不能实行与德国合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眼前的任务是：维持共和国、防止多瑙联邦的建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在战争期间使我们为反对任何一种内阁主义而进行斗争的那些理由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任何一种联合的那些理由，现在不适用于德意志奥地利。完全不同的原因决定我们对联合问题的态度。 　　所谓“和平主义的”老左派在 1918 年 10 月和 11 月懂得了首先必要的是保证工人阶级有武装。这一点在德意志奥地利做到了，但在德国没有做到，在任何一个继承国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奥匈帝国分离出来建立独立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科、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编者注也没有做到。德意志奥地利成功地建立和保持一支国防军，它主要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完全不适合作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这一决定性的事实决定了整个后来的发展。 　　我们可以利用这支无产阶级的国防军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占统治吗？不可以！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从经济上来说在德意志奥地利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可能性。 　　尽管武装力量已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还让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吗？每一个政府都需要一支武装力量。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不可能依靠国民军。资产阶级政府必定试图或是从内部瓦解和腐蚀国民军，或是建立一支反动武装来同它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做什么呢？ 　　如果无产阶级允许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一支在黑黄色军官指奥匈帝国旧军队的军官。黑色和黄色是奥匈帝国国旗的颜色。——编者注指挥下的反动武装，那么它就是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权力，把实际的权力交给君主主义的军官团，甚至给反革命铺平了道路。 　　无产阶级绝不会这样做。无产阶级将起来反对一个敢于作那种尝试的资产阶级政府并把它推翻。但是接下去的是什么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意味着教权主义的各农业州的脱离，意味着内战，意味着外国贷款和进口生活资料的断绝，意味着几天之内就会到来的饥荒及其后果——又一次反革命！ 　　要是我们在过去一年半里把独占统治交给资产阶级，那么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反革命。所以无产阶级既不能建立自己的专政，又不能把独占统治交给资产阶级。国际经济上的力量对比使无产阶级的独占统治成为不可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使资产阶级的独占统治成为不可能。于是，除了联合之外，再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又由于认识到在这个过于狭窄的国度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上以合并于德国为目的，还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承认联合的暂时必要性。 　　这当然不是说，联合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总是必要的。是否必须联合，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 　　在匈牙利苏维埃专政的时期，让资产阶级政府哪怕存在一个星期，这对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来说恐怕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当时随着联合的取消而来的只能是苏维埃专政，这个专政在德意志奥地利会比在匈牙利崩溃得还要快得多。当时为了使德意志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免去后来匈牙利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命运，我们必须坚持联合。今天德意志奥地利工人群众已经明白，当前在德意志奥地利是不可能实行苏维埃专政的。这一点甚至连共产党人也已经只好承认了。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而不必担心无产阶级群众被一个自暴自弃的冒险家引诱过去。自然，资产阶级现在也还不敢接过交给他们的权力！最近在商谈重新组织政府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党总是再三声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他们“不”让自己被我们“强迫”去实行独占统治，因为资产阶级知道，他们没有镇压无产阶级的武装手段。 　　在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军时，把建军工作交给资产阶级政府去作，就是一桩贻误无产阶级前途的犯罪行为。当建军工作一结束而新的国防军充分巩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瞧着马塔亚亨利希·马塔亚（Heinrich Mataja）——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人。——编者注或是许尔夫进入国防部而不用发愁。 　　在决定多瑙联邦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不把外交部交给一个基督教社会党人。在我们对合并不能有所作为的平静时期，我们很少担心谁坐镇球场广场指维也纳的球场广场（Ballhausplatz，亦译鲍尔豪斯广场），奥匈帝国外交部所在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被用作奥国外交部的代称。——编者注。 　　因此我们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联合。对于是否参加政府或者留作反对党的问题，我们必须按照各个不同时机的各不相同的需要去回答。 　　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每次联合都是一个很少有什么作为的东西。联合政府不能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因此它不能给重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最有利的条件。但是联合政府也不能压倒资产阶级，因此它也不能用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它最后必然同生产的需要发生矛盾并由于生产的需要而破裂。如果无产阶级在欧洲取得胜利，德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将继承德意志奥地利联合政府的遗产。如果资本主义在欧洲再一次抵挡住工人阶级的进攻，那么由于资产阶级复辟，联合在德意志奥地利也会不可避免地解体。但是只要斗争还没到决定性时刻，我们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保持实力地位和武装手段，以便在决定性时刻使用。而只要为此目的需要联合，那么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联合。 　　战争时期党内“老”左派和“右派”之间如此尖锐的对立，自从革命以来从根本上缓和下来了。今天双方也还有意见分歧，但确实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因为全党都接受了战争期间左派主张的见解。但是在这种党内对立得到和解时，新的对立产生了。 　　战争和经济区的瓦解把德意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抛进可怕的贫穷，而贫穷只能逐渐地、只能用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减轻。党被迫接受联合并参加了政府，而联合政府不能克服战争和战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贫穷的受苦大众认识不到国际力量对比对我们活动的限制，不理解为什么党不得已采取等待的自我克制的政策。他们要求取消联合。他们对民主失去了信心。他们陷进共产主义口号的影响之下。“新左派”就是这种群众情绪的表现。 　　新左派声称，他们的立足点在“苏维埃专政”。这就是列宁最近如此尖刻地嘲笑过的对苏维埃专政的“口头承认”参见《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306 页。——编者注的一种。正如列宁所说，这种对苏维埃专政的口头上的承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偶像在群众面前打扮得“象一幅圣像”参见《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323 页。——编者注。事实上站在某种“立足点”或是树立某种偶像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向工人指明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可行的、明确的取得政权之路。因此我们轻视空谈苏维埃专政，它在我国是一种不可行的目标。我们宁可向无产阶级开诚布公地说，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进行的，即在那里一旦资本主义列强不给予援助，人民就立即陷进饥馑的绝境。我们还要开诚布公地说，只有当我们合并于一个大一些的、经济上强一些的、不是完全毫无办法地听任外国摆布的经济区时，我们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承认苏维埃专政，而是提出和德国合并这一具体的斗争目标。 　　在发现“革命的”要求上，新左派是很有创造力的。他们要求把国家机关、警察局等等置于工人苏维埃的管辖之下。他们要求推行一种不顾及协约国的抗议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要求必须在革命后的第二天立即实现！只要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进行，所有这些要求都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宁可向无产阶级开诚布公地说，无产阶级只要还受着资本主义的束缚，就不能实行那些以无产阶级独占统治为其前提的种种措施；开诚布公地说，无产阶级只要还注定生活在一个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生存、因而只能作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从属而生存的国家里，就打不破资本主义的桎梏。 　　新左派对工人鼓吹说，用苏维埃专政代替官僚主义机构就能够取缔走私，铲除投机。我们宁愿向工人说出真理，这个真理只要懂得一点经济史基本原理的人都不能否认，即靠一部宪法是不能取缔投机、战胜饥荒的，只要进口远远落后于需要的话；因而投机和饥荒也是无法根绝的，只要我们被扔进一个如此苦于进口需要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可怕矛盾的经济区的话。 　　新左派喋喋不休地对工人说，果断地征收财产税是给人民摘到“面包和工作”的手段。虽然我们认为新左派对财产税的具体要求有许多是轻率的和浅薄的，我们却也认为这样一种财产税是必须的。但是，硬要工人相信，仅仅依靠税收立法措施就可以克服贫困状态，或者哪怕只是大大地缓和贫困状态，那在我们看来是不允许的、也绝不是革命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个结构、我国人口的整个职业区分、我们生产力的全部情况、我们的国家结构的缺乏生命力，这些就是这种贫困状态的根源。而要克服这种贫困状态，只有我们并入一个较大的、经济上有生命力的国家才能做到。 　　新左派只看到我们可怜的侏儒国的狭小范围的阶级斗争。他们论证说，仿佛关键问题只在于镇压维也纳的小市民和阿尔卑斯地区的农民。他们嘲笑那种“流行的顾虑”，即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限制着我们的行动。我们与其向工人隐瞒，宁可向工人揭示真正的力量对比，要向他们指出：压迫我们的阶级敌人不再只是可怜的德意志奥地利的资产阶级，而且是西方统治世界的资本。它已经夺取了我们的银行、我国的几乎全部大工业企业和我们的一大部分商业；它把我国的资本家变成仅仅是它的贡品征集人；它把我们的政府变成它的执行机关；它能够随时采取停止贷款和停止粮食进口的办法来迫使我们投降。我们教育工人群众说：我们的解放不能通过同本国的小资产者和农民打架，而只有通过国际革命、通过推翻凡尔赛和圣热尔门圣热尔门（Saint-Germain-en-Laye）——法国城市，位于巴黎西北，塞纳河左岸。1919 年 9 月 10 日协约国和奥地利在此签订和约。——编者注的统治体系才能取得；我们的解放不能通过在可怜的德意志奥地利侏儒国的单纯改革，而是只有通过打碎国际统治体系（它总是要强迫这个国家成为没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才能取得。有了这样的认识当然就可以促使我们甩掉许多假革命的空话和许多假革命的姿态。推广这种认识就意味着对工人群众进行真正革命的教育，使他们的思想超出小小的小资产阶级国家的狭窄得可怜的疆界，扩展到反对国际资本的国际革命的巨大问题的领域中去。 　　思想上的根本分歧还表现在对政治实践的现实问题的判断上。联合的暂时必要性自然是如此明显，以致新左派无法避开它。当第二次联合成立的时候，在维也纳专区工人苏维埃里，就是“扎拉”扎拉（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Arbeiterräte）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的字头缩写译音。——编者注也承认了联合的必要性。当联合解体的时候，新左派的发言人托伊布莱尔亚历山大·托伊布莱尔（Alexander Täubler 1872—1944）——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任《工人报》编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4 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编者注也在维也纳委托人会议上承认，联合暂时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一段时期，新左派的机关报《工人苏维埃》把联合的“魔鬼同盟”当作对阶级斗争原则的背叛、当作对党的玷污来与之斗争。对我们是否由于过早解散联合而把武装力量交给资产阶级，因而给无产阶级的整个未来造成了威胁？我们是否因此迫使无产阶级去建立自己的专政，以致在和协约国列强占优势的暴力冲突中自取灭亡？上面这样的问题，新左派机关报认为是不值得去研究的。与此相反，我们宁愿向无产阶级开诚布公地说，只要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使无产阶级不可能实行独占统治，内部军事力量对比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实行独占统治，那么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以及双方分享权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国际和国内的力量对比不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使这种合作的形式可能改变，合作本身总是不可避免的。合作的必要性不是仅仅靠党的决心就可以排除的；合作的必要性，只有到世界革命的下一步的进程打乱了力量的均势，从而使两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建立它的独占统治的时候，才可以排除。 　　新左派自夸说，他们只不过说出了群众自己所想的和所感觉的。在这点上他们并不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新左派是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情绪的表现。老左派从来不单纯是群众情绪的影子。因为仅仅反映群众情绪，这不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倒不如说，依靠马克思所教导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者“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4 页。——编者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简单表达群众中间存在的东西，而是教育群众自己去认识他们暂时看不清的条件、暂时不理解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进程。这就是老左派早已提出来的任务。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战争爆发时反对战争思潮，当时他是孤立的。在战争爆发时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的群众情绪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的，而那时候反映这种群众情绪的无疑是谢德曼分子。 　　当左派在他们的民族纲领里宣告民族自决权、宣告德意志奥地利同德国合并的时候，群众情绪是反对他们的。德意志奥地利的工人那时候认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斗争即使不是十足的“叛国”，也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至于同他们所憎恨的帝国主义德国合并，那丝毫也不引起他们的好感。 　　在这两种情况下，老左派从来都没有反映过一时的群众情绪。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条件和进程，所以他们能够不顺从群众的眼前的情绪而代表他们将来的、长远的利益，并引导群众逐渐了解运动的条件和进程。十一月革命表明他们的这种做法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今天也没有两样。今天我们也不认为，表达无产阶级的眼前的群众情绪是我们的任务。这种情绪强迫人们进行革命发动，而这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只能导致饥饿惨祸、流血失败、耻辱投降。我们今天的职责仍然是：教育群众在反对眼前的群众情绪的斗争中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教育群众懂得，他们解放的条件是推翻凡尔赛和圣热尔门的国家制度，他们下一步的革命的进程是德意志奥地利和革命的德国合并，革命的结果不是在德意志奥地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大德意志共和国实行无产阶级的统治。 　　新左派选择了容易的做法。当群众情绪是爱国主义的时候，他们的许多成员是“社会爱国主义者”；而今天他们是革命的，因为群众情绪是革命的。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者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方法能够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他们所担负的任务绝不是：毫无约束地陶醉于群众的一时的、眼前的情绪和为博得群众的喝采而献媚。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有一次说过，享有名望是一种只许为消费而使用的资本。当革命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从监狱解放出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比他享有更大的名望这一资本。从来没有人更加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全部声望孤注一掷，为的是提醒无产阶级不要被冒险家拉上失败的道路，为的是把无产阶级引上困难的道路、难以理解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我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和进程在我国这样特殊情况下要求走的道路。老左派和新左派的差别不仅仅是观点和认识的差别，我们觉得两者的差别在于，有无见义勇为的精神。 1920 年 7 月发表。《斗争》杂志第 13 卷（1920 年）第 7 期第 252—2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