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我们被打败了。这样一个问题折磨着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否由于自己的政治错误，由于自己的罪过而引起了流血的灾祸。 　　一些人说：几年来，我们的政策太教条，太激进，太不肯调和，太“左”了。因此它招致了党的破产。相反另一些人却说，我们的政策太小心谨慎，太优柔寡断，这种政策缺乏革命热情，而唯有革命热情才能把广大群众全部吸引过来；这种政策过久地推迟了斗争，因此导致失败，它太“右”了。 　　真理在哪一方？毫无疑问，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什么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坦率地承认这些错误是有益的，因为后人可以从我们的经验中学到重要的东西。我并不归罪于任何别人，因此我更加可以承认我们的错误。因为对于所犯的错误，我比任何人要负更多的责任。 　　1932 年 4 月的州议会和市镇议会选举就已经显示国家社会主义在奥地利已突然加强。自从朔贝尔被迫下台以来，大德意志党人和国家社会党人就要求重新选举国民议会。基督教社会党人对重新选举怕得要命。要是我们在那一时刻表示准备在国民议会中投票反对重新举行选举，要是我们同时向还在执政的布雷施卡尔·布雷施（Karl Buresch 1878—1936）——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人，于 1931 年 6 月和 1932 年 1 月两次组阁，1932 年 4 月下台。——编者注政府保证，我们将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容忍布吕宁亨利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 1885— ）——德国中央党人，1930 年 3 月组阁。——编者注政府那样“容忍”它，那么，我们也许能够防止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农村同盟分子同护国团分子一起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重新选举是有益的，它可以让国家社会党人进入议会，使他们必须对具体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表示态度，从而揭穿他们蛊惑宣传的伪装。我们担心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会陷入“容忍政策”的局面。我们以为，只要社会民主党采取有力的反对派政策就能够防止由于经济危机而贫困不堪和无比激怒的群众倒向国家社会党人。我们这种态度的后果是基督教社会党人同护国团分子结成了联盟，多尔富斯同法伊埃米尔·法伊（Emil Fey 1886—1938）——奥地利护国团头子之一。——编者注一起组成了政府。我们曾经在 1930 年秋天的选举中击败了基督教社会党人同护国团分子的第一届联合政府，即福戈因卡尔·福戈因（Carl Vaugoin 1873—1949）——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人。——编者注—施塔尔黑姆贝格恩斯特·施塔尔黑姆贝格（Ernst Starhemberg 1899—1956）——奥地利护国团头子之一。——编者注政府。这一经验在 1932 年把我们引入迷途，使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迅猛发展的时刻，法西斯分子在奥地利参加政府一定比以前更加危险得多。因此，我们在 1932 年选举以后的态度也许是一个错误。这是一种“左的偏向”。 　　我们还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当多尔富斯—法伊政府用惩罚铁路工人来回答 1933 年 3 月 1 日举行的两小时的铁路工人抗议罢工时，我们在 3 月 4 日曾企图在议会中通过一项提案加以阻止。因为政府只有一票的多数，所以每一票都关系重大。但是，由于伦纳作为国民议会的议长担任主席而不能参加投票，我们丧失了一票。我们认为，如果由于伦纳在投票时作为议长的地位使我们遭到失败，从而听任数百名铁路工人受到惩罚，我们就不能对铁路工人作出交代。所以，伦纳因为同基督教社会党人的一次冲突而在我的劝告下辞去了他的议长职务。紧接着基督教社会党和大德意志党的副议长也提出辞职。从现有材料看，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不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为了多得一票，临时决定让伦纳辞去议长职务。基督教社会党立刻进行反击，也让他们的副议长辞职。另一个副议长（大德意志党）也随之辞职。于是会议无人主持，这就给多尔富斯政府造成取消议会的借口。——编者注第二天，希特勒在德国的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我们一心想保护受到惩罚威胁的铁路工人，却没有考虑到，德国的事变对奥地利可能发生何等直接的影响。这样，我们通过伦纳的辞职给多尔富斯政府提供了取消议会的借口。这无疑是一个错误——这也是一种“左的偏向”。 　　议会被取消了。实行了专政。议会在 3 月 15 日重新恢复工作的尝试被多尔富斯用暴力阻止了。我们本来可以在 3 月 15 日用总罢工来回答。那一天的条件对于进行一场有成效的斗争是最有利不过的。恰好在那时发生的狂风暴雨般的德国反革命惊醒了奥地利的群众。工人群众等待斗争的信号。铁路工人当时还没有象十一个月以后那样遭到削弱。政府的军事组织当时比 1934 年 2月软弱得多。当时我们也许有可能获胜。但是我们当时在斗争面前退缩了。我们仍然相信，通过谈判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多尔富斯答应，不久以后，三月底或四月初，同我们谈判宪法和议事规则的改革。我们当时还相当愚蠢，竟然相信多尔富斯的诺言。我们避开斗争，因为我们想使国家免去一场流血内战的灾祸。内战在十一个月以后终究还是爆发了，但它是在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最致命的错误。而这一次是一种“右的偏向”。 　　我们的政策是太“左”还是太“右”了？没有一种战略会告诉人们，在任何情况下进攻都可以取得胜利，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防御都可以取得胜利，也就是说可以永远在左翼，或者永远在右翼进行决战。在迅猛发展时期，无产阶级策略问题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不能把它归结为“左”和“右”的对立。如果目前我们根据对事后发生的事件的了解想象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以此来衡量，我们所犯的错误在一种场合是“左”的偏向，在另一种场合则是“右”的偏向。 　　但是，尽管我们不想否认我们所犯的错误，难道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获胜后终究能防止奥地利的反革命吗？如果采取另一种政策，另一种策略，就能够防止它吗？如果我们在 1932 年 4 月选举后决定对布雷施政府采取“容忍政策”，我们会不会恰好重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覆辙呢？如果伦纳在 3 月 4 日没有辞去他的议长职务，被德国的事变吓坏了的政府会不会寻找另一个借口去取消议会呢？如果我们在 1933 年 3 月 15 日发起攻击，内战会不会导致黑衫党人同褐衫党人黑衫党人指奥地利的亲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褐衫党人指亲德国的法西斯分子。——编者注结成联盟（他们在那时还不象现在这样彼此敌视），从而使希特勒成为奥地利的主人呢？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 1919 年，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一直到 1922 年实行了一种“左的”、革命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在两个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反地选择了一条政治家风度十足的、十分民族主义的、很“右的”道路，它同样被击败了。我们企图在奥地利采取介于意大利—匈牙利的极端和德国的极端之间的中间道路，我们同样被击败了。工人阶级失败的原因显然比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上的原因更深刻，显然比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更深刻。 　　在我们失败的那一天，有一个民主派市民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不幸是布赖特纳胡果·布赖特纳（Hugo Breitner 1872—1946）——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员，当时是维也纳市政府财政局长。——编者注。”用赋税收入建立漂亮的工人住宅，以便把这些不必向借贷资本付息的住宅廉价出租给工人和失业工人；征收财产税、奢侈品税和娱乐税，以便为穷人建立便宜的住宅，发展社会救济事业，为他们的子弟开办现代化学校——不，有产阶级是不会容忍这一切的。你们说，我们的罪过是布赖特纳的税收政策？那你们只不过是说：我们的罪过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在我们失败的那一天，有一家资本主义报纸写道，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必要性的实现。当它顽强地反对取消对房客的保障时，它是这样做的。经济必要性？这是资本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息的必要性。我们的罪过是，对于我们来说，为工资低微的短工、失业无产者和穷苦的小手工业者提供容身之处这种人道的必要性高于利润和利息的“经济必要性”。 　　早在我们失败之前，我们就常常从市民阶层那里听到：需要实行专政，因为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阻碍取消在经济危机时期变得难以忍受的社会保护立法。实际上，必须摧毁民主制，必须血腥镇压社会主义，企业主阶层才能破坏劳动保护法，摆脱“社会负担”，取缔限制剥削的工会。 　　经济危机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确，奥地利资产阶级由于危机而变穷了。但是变穷的企业主同生意兴隆的富裕的企业主比起来是无产阶级的更凶恶的敌人。富裕的企业主在享用丰盛美餐的时候愿意扔几块面包皮给工人；变穷的企业主除了削减工资和“取消社会负担”外，不知道用任何别的办法来逃脱迫在眉睫的破产。 　　经济危机使小资产者和农民无产阶级化；资产阶级民主制无法保护群众去抵抗危机。它之所以不能保护他们去抵抗危机，并不是因为它是民主制，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民主制。但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不懂得这一点。由于贫穷不堪和激怒万分，他们完全抛弃了民主制，而寻求能够拯救他们的某种新的、没有变旧的、名誉没有败坏的东西。于是他们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子弟被护国团的代理人招募了过去。于是他们处于贵族大地主和指挥护国团队伍的、皇帝和国王的将军们的领导之下，处于被 1918 年革命所推翻的阶级的领导之下。 　　当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转而反对民主制，以便能够粉碎工会的力量，剥夺工人争得的社会成果的时候；当贵族和将军们从贫穷不堪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子弟中召集一支军队，以便摧毁他们所仇视的民主制，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即专制国家、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那种战前时期国家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工人阶级的抵抗力量却极大地削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被赶出了生产场所，其余的工人则为自己的职位提心吊胆。 　　从 1848 年起，随着在德国发生的每一次历史大变动，在奥地利也要发生类似的变动。当大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德国取得政权的时候，奥地利也产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当俾斯麦在 1878 年抛弃自由主义的时候，在奥地利，塔费爱德华·塔费（Eduard Taaffe 1833—1895）——奥地利伯爵，1879—1893 年任内阁总理。——编者注的封建教权主义政府取代了自由派的统治。随着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塔费也宣布戒严状态。当德国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时，奥地利也解除了戒严状态。1918 年 11 月 9 日德意志帝国垮台了，三天后成立了奥地利共和国。德国的发展总是这样决定奥地利的发展。现在也是这样：当希特勒摧毁德国的民主制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时，奥地利的贵族、将军和资本家也以为，在奥地利建立法西斯专政、在奥地利击溃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时刻到来了。 　　贵族和将军（他们的理想是昔日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天主教教权派当然不想使奥地利处于希特勒统治之下。但是他们想利用由于希特勒对民主制和工人阶级的胜利所产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时机，也在奥地利打倒民主制和工人阶级，建立一种本国的、土生土长的、阿尔卑斯的法西斯主义。 　　当 1933 年 3 月 5 日以后国家社会主义浪潮也在奥地利高涨起来并且希特勒开始争夺奥地利的斗争时，很自然，一切反对同第三帝国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 年）。——编者注合并的力量应当联合起来制止褐色危险。但是，贵族和将军、资本家和主教都不愿意这样做，贵族和将军想要恢复旧的哈布斯堡的奥地利，资本家关心的是镇压工会和“取消社会负担”，主教则象耶稣会神父比希尔迈尔所说的那样，宁要“法西斯纪律”，也不要为无神论者提供宣传自由的民主制。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错过“反马克思主义的”时机。于是他们同时从事反对国家社会党人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两条战线的战争。在反对至少是百分之七十的本国人民的斗争中，他们不得不使用越来越残暴的手段，他们不得不取消由人民选出的全部代议机构，并且把将来完全废除一切普遍的人民选举当作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政权。于是，他们不得不使矛盾尖锐化，一直到工人阶级只能作这样的选择：不是可耻的投降，就是绝望的抵抗。 　　现在他们在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获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宣称：“不许再有任何阶级斗争”。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利、没有武装而软弱无力的工人阶级又不得不忍受资本家和大地主、旧的将军和教会制度的阶级统治，无法起来反抗他们，那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呢？在他们屠杀了工人及其妻子儿女，绞死了受伤的俘虏，关闭了工人住宅之后，他们所宣布的阶级和解实际上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完全服从统治阶级的专政。但是这些先生们错了。他们很快将会体验到，他们在一次阶级屠杀中的胜利并没有决定阶级战争的胜负。 写于 1934 年 2 月 19 日。1934 年布拉格德文版第 24—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