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导论(摘录)

第五十六节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形式　　过渡实质上表现为一个剥夺过程。大银行所支配的生产机构必须转到民族共同体手里。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应当剥夺什么。显然，应当剥夺的是那些条件已经“成熟”并且那里的劳动已经高度社会化的大企业。这样的企业将直接转为社会的财产。在资本家已经不行使职务的地方，这是容易做到的。企业主仍是企业领导人的那种小企业，人们不会去剥夺。如要那样做就没有意义了。剥夺将在资本家仅仅是股东而不在企业中行使职务的地方进行。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的压迫使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也必须进行干预。　　因此，要首先剥夺金融资本、银行和管理成千工人的真正的重工业；要没收地租，也就是要剥夺矿山和大地产。剥夺将只在有可能和有必要的方面进行。　　在大银行支配整个工业的国家，只把银行转变为公共财产就够了，因为这样一来就掌握了整个工业。在另一个国家，也许剥夺若干重要的生产部门是最主要的。在巴西是咖啡，在英国是煤，在瑞典也许是木材和一些大的锯木厂，在匈牙利是大地产。　　这里并不是说，要在每一个国家立即剥夺一切。剥夺一切，将意味着工人阶级要担负它不能尽快解决的任务。它将不得不重新组织一切，而要这样做又往往缺乏合适的人材。无论俄国革命的历史还是匈牙利革命的历史，都为此提供了值得鉴戒的例证。　　列宁起初不想剥夺，但是工人们手持武器把企业主赶走了，列宁为工人所迫，不得不实行剥夺。结果再没有人在那里继续进行生产了。因此必须实行社会化，但是人们这时又想全部实行社会化。这样一来，就担负了一项无法解决的任务。在匈牙利，这个剥夺过程用同样的方式搞得过火了。一切都被剥夺，连理发师也被剥夺了。这简直是发疯；在短短几个月内把整个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始终只能是使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实行社会化。这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在德国和美国可能是从大银行开始。在奥地利，是否应从这方面开始，那就需要考虑。各个时期存在的政治因素也要在这里起作用。新社会不会立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许多生产部门还将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掌握在农民和手工业者手中，而有些则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资本主义企业将和社会主义企业并存。在俄国革命中，有人想从资本主义世界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世界。1917 年秋列宁说过：“半年之内在俄国，一年之内在欧洲，社会主义社会将成为现实。”一种社会制度还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简单的”事件的形式产生过，而且不可能就这样产生。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已经完成。夺取政权仅仅意味着加速这个过程。　　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起初将同时存在。进一步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因素将一步一步赢得地盘。我们绝不会从资本主义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二者之间必然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革命能够加快速度，再多就不能指望了。俄国人起初向前走得太快了。但是，1921 年他们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今天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俄国同时存在。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必须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满足于在有可能社会化的地方实行社会化，而在由于实力地位的原因不得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地方，我们必须进行干预。我们必须以此为限。如果破坏现存的生产关系而不用别的东西来代替，那就意味着饥饿。我们只能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中的困难，都是因为苦于不知道能够走多远和应当走多远而产生的。这是革命心理学的困难问题之一。如果超越可能，必定遭到报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只允许在已经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社会化。其他方面以后再进行。　　可见，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是一个剥夺过程。某些生产部门、大银行、集中的工业、大地产和某些交通工具必须转入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手中。这是首要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理这些生产资料？怎样组织生产？　　对此大家有不同的设想。有一种流派可以叫作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流派的观点是，只要把生产资料交到国家手中就够了。如果国家取代了资本家的地位，那么一切都好了。要知道国家就是民族共同体。许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设想这个问题的，但持这种观点的工人是少数。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恐怕难以使工人满意；诚然，人民会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工人要象今天服从资本家那样服从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官吏。　　第二个流派是以工团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对于这一派来说，社会化意味着，铁路应当属于铁路员工，矿山应当属于矿工，电车应当属于电车工人，大地产应当属于农业工人。根据这种设想，“工团”是有关工业部门的主人。铁路工会应当经营铁路；在这种情况下，其余的居民应当怎样支付运费呢？这种情况也许会有利于铁路员工，但是其他行业必须负担费用。所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工团主义虽然接近无产阶级的设想，却又不会满足社会的要求。　　关于归共同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未来组织，还有第三种设想，这就是合作制社会主义。这种设想尤其在英国广泛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消费合作社将日益扩大本身的生产，以至最后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也将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消费合作社将渗入重工业，甚至占有和管理矿山。这样一种形式的“社会化”是否会使工人满意，这是很成问题的。这会象国家社会主义那样，代替国家的可能是大的收购公司及其官吏。　　以上列举的一切组织形式都是片面的。问题始终在于不要使企业落入一个特殊的工人阶层手中。必须阻止工人的特殊集团剥削所有其他国民；另一方面，也不允许企业落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在那里就业的工人就会受到损害。企业也不应当落入国家手中，因为那样工人就会过多地受官吏的统治。国家是否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还是疑问。　　必须寻找另外的组合形式。有人在奥地利试验过一种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就是“集体经济机构”的形式。它的特点是：既代表消费者，又代表生产者，国家实行监督而不领导企业。企业交给一个专门组织起来的管理机构。在这个领导机构中不同的利益被统一起来了。企业委员会或者工会的代表参加企业的领导；消费者的代表应有同样的影响，而国家行使仲裁人的职能。各种利益统一起来了。唯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使工人和职员共同参加管理，又不把企业交给他们。　　各个国家都试图发展新的更适当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社会恐怕不会有统一的工业组织，它将把每一个生产部门按照其特点组织起来。肯定会有很多企业最适合作为集体经济机构来经营。此外，也许还会有国营企业。同时又把其他的企业交给消费合作社或者让工人生产合作社经营（基尔特社会主义）。人们将必须把所有这些形式组合起来。　　根据维也纳城市建筑的例子，我们已经能够对这样一种组合进行实际的试验。维也纳市的住宅建筑交给名为“基石”的劳动生产合作社；集体经济机构提供木材、木架。这里以最简单的方式选择了一种组合。甚至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实行组合；统一的和一致的形式将是不适用的。　　社会主义社会还应当发展更完备的形式。多样性取决于工人和职员的成熟程度。如果他们已经成熟并具有责任感，社会就可以给予他们较多的共同管理权。工人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在俄国，必须在企业中建立专政，因为大多数工人在自治方面的经验还太少。在奥地利，铁路员工的组织是一个老的组织，是最好的组织之一，他们在联邦铁路的管理工作中牢牢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权力。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工会组织工作的铁路员工是成熟的，而且具有责任感。按照工人的成熟程度，经济的组织形式将会有所不同；这方面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公式。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愈自由，就愈应该让他们共同实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