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1848 年革命的失败是受唯心主义哲学教育的一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失败。当刺刀战胜了观念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失望地抛弃了唯心主义哲学。由于资产阶级转而致力乎促进了五十年代繁荣的经济实践，它就把自己的思想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自然科学上。由于资产阶级为终于赢得自由竞争这一革命的后果而感到高兴，它就把自由竞争的影子投射到整个宇宙。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了。 　　但是德国的自由主义在 1866 年和 1871年 的战场上被打败了。在俾斯麦胜利的强大影响下，德国资产阶级投入了容克军事专制国家的怀抱。资产阶级从 1871 年以来放弃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从 1878 年俾斯麦的转变1878 年 2 月，俾斯麦宣布支持烟草专卖，从此公开实行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经济政策。——编者注以来放弃了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保护关税、中产阶级政策、农业改革、劳动保险——这就是 1878 年以来的口号。对自由竞争的信仰破灭了。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击败了自由贸易主义。国民经济学和历史著述教育了新的一代人，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创造力量。唯物主义也开始随着自由主义而动摇。与国家缔结了和平的资产者也必须与国家教会缔结和平。由于教会的精神力量显示出自己是反对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最坚固的堤坝，资产者就更加乐于缔结这种和平。但是不仅从资本主义的方面，而且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方面也产生了唯物主义的新反对派。讲坛社会主义作为敌视自由贸易的专制国家的代表，作为在农业危机和土地负债迅速增多的时代的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农业的代表，作为受到大企业胜利进军威胁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越是有效地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相对立，也就越是强烈地动摇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时代为获得一种新的世界观而斗争，这个世界观应该克服唯物主义。在俾斯麦抛弃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三年之后，即 1881 年，《纯粹理性批判》的百年纪念日表明，力求满足这个要求的新康德主义加强了。 　　在俾斯麦所创立的保护关税制度的范围里，一种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克服了比较旧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了。卡特尔、农业合作社和工会组织了市场。时代的口号再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组织起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日益严密地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时代的信念再不是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而是为达到经济目的对内对外直接运用政治权力。当有组织的、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随着金融资本的加强，随着卡特尔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发展起来时，旧的市民的个人主义就失去了力量。现在一个市民感觉自己首先是组织的成员和国家的公民；对于他具有最高价值的不再是个人自由，而是对国家的忠诚和组织内部的纪律。随着他的社会观念的这种转变，他的自然观也必然会转变。 　　首先他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任务的全部观念都要转变。只要资产阶级还处于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它就为获得应能克服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一种世界观而斗争。从哥白尼到达尔文的自然研究的一切丰功伟绩，必然为它提供了反对陈旧观念的武器。现在却是另一回事了。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者从自然科学中寻找的不是对于世界观需要的满足，而是可以直接运用到技术上的、能够改善他们的生产方法的知识。于是马赫、彭加勒、詹姆斯的怀疑论的实证主义教导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然科学：我们的认识是生存斗争的一种工具，只是为达到实际目的的一种手段。认识不能去探讨事物的本质，而只能为达到实际目的收集和整理经验。自然科学凭借假说推断出它的可用实验检验的自然规律，这些假说满足了老一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于世界观的兴趣，是他们用来与封建时代世界观对抗和斗争的一种世界观的基石。对于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来说这些假说本身并不重要，它们仅仅可以当作一种方法使用，来整理经验事实，通过计算把经验事实联系起来。哥白尼的行动对于老一代人来说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势力思想体系的一个革命行动。对于我们时代的相对论来说，则是单纯地更换座标系而已，我们宁可选择哥白尼的而不选择托勒密克罗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约 90—168）——著名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地心学说”的创始人。——编者注的座标系，这仅仅是因为哥白尼的座标系使一种更加简便的计算成为可能。 　　随着把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这种变革，对自然规律的理解首先发生改变。当无限的君权成为一切法律的创立者时，自然神论者认为他的上帝就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当共和国内受法律支配的人民成为立法者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世界对泛神论者来说就和立法的神成为同一的了。当资产阶级宣布人类永恒的道德天性是一切法律的源泉时，它从人类永恒的认识能力中寻找自然规律的源泉。当历史的法律学派把法律看成有系统地发展着的人民精神的流露时，自然规律也成为辩证地运动着的世界精神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的时代创造了另一种法律概念。当我们说到社会的法律时，我们考虑的不是以人类的道德天性本身为根据的永恒的人类法律或市民法律，不是体现了人民精神各个发展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上的法律制度，而是我们国会的日常立法工作，国会经过法律今天规定预防口蹄疫，明天调整交易所中的股票投机。我们时代的法律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而日常运用的手段。而这种法律概念现在也传播到自然规律方面，自然规律对于我们也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知识只是我们劳动的一种手段；我们力求使这种手段最合乎目的、最简单、最经济，为此目的我们尽可能把许多个别的认识概括为一种规律，我们把这些规律叫作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是上帝给予世界的一种规律，不是自然的永远不变的认识能力强加的一种规律，不是世界精神的一项规定，而是人利用来为自己服务，以便用最简单、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整理他的经验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手段。这些自然规律不再向我们揭示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它们仅仅是合乎目的地整理我们的知识的一种手段，而知识本身只是使我们的劳动合乎目的的一种手段。 　　机械论的自然观要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运动规律。在它看来物质微粒的运动就是世界的本质；光、热、电只是那些运动借助我们的思想器官在我们的意识里引起的感觉。对于新的观点来说这种观念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我们所经验到的正是我们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所经验的自然过程描述为物质运动的现象，那么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用对于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方式整理这些自然过程，如果使用这种方法能够允许我们比不使用这种方法更加简单地、更加经济地整理我们所经验的现象，这种方法才是正确的。 　　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人的一切劳动都是通过人力的物质运动；如果要把自然过程同人的劳动相类比来加以理解的话，就必须把这个自然过程设想为通过力来推动的物质运动。采用机器也没有改变这一点；机器只是作了从前必须用人的手和脚来进行的运动，因此工厂时代把世界同这一时代的劳动相类比，把世界看作力学机器的体系。但是在现代，机器工业越来越远地落在仪器工业的后面：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突出地引起我们的兴趣。除了仪器工业的进步以外，农业的技术改革也使我们感到兴趣：植物的营养、化肥的作用、土壤细菌的活动今天使我们感到兴趣，正象一百年前人们对纺织机器感到兴趣一样。这样我们的劳动概念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劳动是仪器内部的化学和电的过程，从技术上说这个过程是主要的东西，而劳动者的活动只不过引起这个过程，他通过扳动一个杠杆或者按一个按钮而发动这一过程。生产就是给植物提供营养，把肥料撒在地上的短工的活动仅仅是生产的一个条件。于是我们不再认为人的劳动的本质是机械运动，而认为它是化学的、电的、生理的过程，人的机械劳动只不过引起这些过程而已。如果以我们的劳动为模式来设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就再也不能把自然现象归结为通过力推动的物质运动了；现在在我们看来，化学能和电能本身并不比机械的劳动更难理解。 　　原子论也随着机械论灭亡了。在封建的领主联盟和同业联盟被专制主义摧毁，而专制主义又被自由主义摧毁的时代里，时代的思想致力于分析整体和个别之间，国家和公民之间，宇宙和原子之间，上帝和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正如在社会上一样，在思想上集体的整体性和个体的独立性，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在彼此斗争。从个人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同时克服了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 　　个体的独立自主被破坏了。单个的人将组织起来并且仅仅在他所隶属的各种组织里发挥作用。今天个性只有在有组织的活动中才能发展；个性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发挥作用；个性为了能够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必须为组织服务。个体是组织的产物和工具，就象组织是个体的产物和工具一样。随着非组织的个体的灭亡，它的理论模写即原子也灭亡了。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者看来，原子不过是人们可以利用的一种思想的方法，它使人有可能简单地表述经验，但是它不再是真正的实体。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者看来，原子自行分解成电子的行星系——但是同时他只把这个体系看成思想的实用方法，而不是真正的实体。 　　普遍主义也和个人主义同时消失了。今天的具体的国家本身只不过是许多组织中的一个，它的立法是由对它施加影响的那些组织的力量决定的，它的政府是争夺政权的各党派力量的合力。国家不是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普遍性，而是个体的力量较量的结果。随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消失，它的模写，即自然神论的立法的神、康德的立法的人类理性、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也消失了。 　　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都消亡了。现代人的世界观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素的复合体，知觉群。要素的复合体，知觉群由交替着的知觉构成，它们忽而互相联合，忽而重新分离，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截然互相分离，而是到处都在互相转化。任何地方都没有彼此截然划分的个体，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按计划组织起来的整体——就象在印象派的画里一样，避免了一切鲜明的轮廓，让一切线条互相溶合，一切色调彼此混合。这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在这个时代里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旧对立在一种实践中消除了，在这一实践里个体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仅仅是组织的产物和工具，但这个组织还不是整体的组织良好的体现，而仅仅是个体的工具，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团，而是股份公司和卡特尔、合作社和工会。这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关于个性和人性的权利、关于世界和神的本质的这些古老的重大问题不再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时代的政策只是要贯彻经济集团的利益，它的科学只是要经济地整理我们所经验的东西，它的艺术只是要再现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 　　因果性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也随着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对立一同消失了。机械论的自然观只容许有现象的因果性联系。而被黑格尔也转用到历史方面的、对纯粹因果性科学提出的要求，由马克思的历史观加以满足了。但是这种历史观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起而反对它的首先是来自目的论方面的反动。新康德学派（什坦姆列尔、温德尔班德、李凯尔特）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把因果律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他们认为，科学不应当按原因和结果的范畴，而是应当按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去整理历史和社会。但是此后目的论也敢于再去碰自然科学了。因果性的自然规律只是用以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因果性本身只是以目的论为论据的。因果律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说明，而只是对我们的经验的经济的表述，它不能向我们指明，一个原因怎样产生一个现象，它只向我们指明，一个现象怎样继另一个现象之后发生，一个现象怎样伴随着另一个现象发生。由此可见，因果性概念被人用休谟的方式重新加以考虑；这种概念只能从生物学角度，只能通过它的实际效用来证明。因此它的权力只达到它的效用所达到的程度。当按照手段和目的来整理能够比按照原因和效果来整理更加简单地表述过程的时候，就宁可采取前者而不采取后者。国家是应该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较量”来满足一种社会需要，还是应当通过国家的立法和行政的有计划的活动本身来加以满足，这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只是一个是否适合目的的问题；那么现代科学是应当把一种现象同自由竞争相类比而描写成一种机制的结果，还是应当同有计划的活动相类比而描写成目的明确的努力的结果，这对于现代科学也是一个是否适合目的的问题。目的论特别是在生物学方面又得到采用；许多人对达尔文失望了，重新去援引拉马克。由于资产阶级不再置身于反对神学的斗争中，它也就不再惧怕目的论了。 　　最后，对科学的数学方法的看法改变了。这一方面的转变也是首先在社会科学范围内实行。重农学派、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按照数学的自然科学的榜样创立了就其全部方法而论是数学的国民经济学说。现在对一种应当既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的需求首先在德国产生了。历史学派拒绝接受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理论的数学方法。它宣称，国民经济学不应该把个别的收入表述为社会劳动的量，而应描写经济现象在性质上的多样性，并且分别阐明这些经济现象的发展。记述的历史的国民经济学说与推论的数学的国民经济学说是相对立的。以后才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对数学方法的正确性提出了问题。这里当然没有人能敢于声称要仅仅用具体经验内容的模写代替数学推论的方法，用自然历史代替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在这里也学会不能过高估计数学方法所能提供的东西。从质到量的分解没有使我们象洛克和唯物主义一样去认识物体的第一性的、唯一真实的性质；这种分解只是我们的悟性加以利用的一种手段，以便用最经济的方式表述到处都存在质的规定性的物体世界，从而更加完全地掌握物体世界。对于新的认识论来说，数学并不象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天赋观念体系，不象洛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物体的第一性的、唯一真实的性质的认识，不象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悟性的规律性，而是人为了达到他的技术上的目的而思考出来的一种适当的手段。 　　对数学方法的这一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价最终上升成为对于不再把世界分解成量，而是从它的质的方面表述世界的一种世界观的需要。对于不劳动而享受的、游手好闲的富人，对于不是把劳动当成单纯谋生手段的、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或学者，对于笃信宗教的人（他反过来问道，如果我们赢得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同时却失去了我们的灵魂，这有什么益处），对于厌恶地躲避重利盘剥者世界的、具有伦理感或美学感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我们的物品世界是由使用价值而不是由交换价值组成的，我们的社会不是由经营的主体和国家公民，而是由有个性的人组成的。他们用蔑视或怜悯的眼光看待把一切都还原成金钱数量的劳动大众。因此数学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永远不能使他们满足，这种世界观本身只是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按照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模式把整个世界分解为价值量——质量或能量。他们是那种反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逆流的支持者，这一逆流作为有闲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哲学，即使在唯物主义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代也从来没有完全枯竭过。但是今天逆流的力量增长了。第一是因为，逆流适应其需要的那一阶层同经济生活的对立比以前激化了，这个阶层的食利者生活随着货币的贬值被经济生活破坏了。第二是因为，机械论的自然观的解体使人有可能满足对于一种非推论性的世界观的需要，而不致同数学的自然科学发生矛盾；因为如果数学的自然科学只是达到技术目的的一种有限的手段，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为另一些目的创立一种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 　　这样，整个机械论的自然观连同一切以它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分解成现代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古典世界观完成了这样的自我分解的话，那么这种分解毕竟首先还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内完成的。把现代认识论从这个范围解放出来的任务还有待解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发展出来的。当它从这个母体分离的时候，它同在它的发生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即同唯物主义发生联系；它的名称是由于这种联系而获得的。但是当唯物主义也随着机械论的自然观解体的时候，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同晚近的认识理论联系起来，时而同新康德主义，时而同马赫的实证主义联系起来。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的哲学体系的威力还如此强大，以致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已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却仍旧虔诚地接受这一资本主义世界在观念上的映象，不敢破坏这些映象，而是力求同它们联合。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世界观的自我分解才摧毁了这一哲学体系对于我们的威力，这一分解才使我们有勇气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体系相结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方法去理解这些体系的历史依附性和时代局限性，并且从而把我们从它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产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时代，对机械论的自然观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唯物主义是作为自然科学重大发展的最近的和不容置辩的成果出现的。只有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的解体使唯物主义失去基础以后，我们才对唯物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现在我们才领悟到，唯物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在宇宙上的投影。这样一来，把社会主义历史观与资本主义最后的教条主义体系联系起来的纽带才断裂了。 　　但是立足于机械论的自然观的不仅有唯物主义的教条的体系，而且有康德的批判的体系。现在我们对它也采取了另一种态度。重农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自然秩序。只有马克思才教导我们，要把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看作一切人类经济的“自然范畴”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范畴”来认识。康德是重农学派的同时代人。在他看来，个体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形式是一般的人类认识能力的思想形式。个体资本主义的自然观的自我分解才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被康德简单地看作人类的观念和思想形式的那些观念形式和思想形式，是“历史的范畴”，是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阶级的观念形式和思想形式。现代相对主义克服了牛顿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康德的先验的观念形式只是一个今天已被克服的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科学的先验的观念形式。 　　在现代人的、首先是马赫的认识论中，机械论的自然观完成了分解。但是当这一分解鼓励我们把以机械论的自然观为基础的那些体系放进它们的社会和历史的联系中去的时候，这一分解就使我们也超越了现代人，也超越了马赫。 　　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国家通过它的法律管理经济生活。资本家阶级宣称，这些法律是达到普遍的社会目的的手段，是用从社会来说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安排经济生活的手段。恪守这个法律概念的马赫把它应用到自然规律方面：自然规律是用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整理我们的经验的一种手段。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并不为普遍的社会目的服务，而是为统治阶级的特殊需要服务。因此自然科学也不是用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来整理我们的经验，而是用符合一个特定阶级的特殊精神需要的那种方式来整理。 　　马赫认为科学是一种用最简单的方式整理我们经验的事业。马克思的历史观引导我们把科学看作一种以某种方式整理经验的事业，这种方式最充分地适应处于某一具体社会状况、属于某一特定阶级的人们的倾向。马赫认为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思想相互之间的不断前进的适应和思想对自然事实的不断前进的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把它看成思想对社会状况和对由这些状况决定的精神需要的不断前进的适应。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彭加勒和詹姆斯都不能企及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必须详尽地指明那种方法，即那种精神过程，人们通过这一精神过程，按照他们自己劳动的样式，按照他们要争取的社会制度的样式，按照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斗争的需要创立他们的世界观。我们指出了——当然只是大略地——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认识论怎样才是可能的；我们在这里只能描个轮廓的东西，如果加以发挥的话，就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写于 1916 年。《活着的马克思主义》1924 年耶拿德文版第 450—4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