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 1892—1934）——基督教社会党领袖，1932—1934 年任奥地利总理，实行法西斯统治。——编者注 　　联邦总理星期五对我喊道：“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您从来没有真诚地信仰民主主义！”我未能在议会里回答联邦总理。我不能在发出狞笑的狂暴的无知之徒面前宣布思想信仰，尽管总理企图煽动他们的原始本能来反对我，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我要在这里回答联邦总理。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成千年轻的工人、职员和大学生，他们对我的话是听从的，我不愿被他们误解。 　　首先，我认为，把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当作骂人的字眼或者象骂人的字眼一样使用的人是可怜的庸人。 　　在波罗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巨大空间里生活着一亿六千万以上的人。他们的数目每年增长三百五十万，两年增加的人数就将超过我们奥地利拥有的居民。十五年来在这个地区进行着一场革命，它对经济和国家、个人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所引起的变革，比十七世纪强大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强大的法国革命还要深刻得多。不管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怎样，它始终是我们时代的最大事件。五十年后叙述我们时代的世界史的历史学家，描写俄国革命的篇幅，将会超过描写战后我们奥地利所发生的一切的篇幅。每个有头脑的同时代人都在关心布尔什维主义的种种巨大问题。仅仅对庸人们来说，布尔什维克这个词才只不过是一个骂人的字眼。 　　我看到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十五年来我竭力认真地去研究它。但是，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并不是仅仅在于策略上的考虑，即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以俄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为根据的，西欧和中欧不能模仿。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比一切策略上的考虑重大得多，它是原则性的，是以我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观点为基础的，这就是：我珍视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无可代替的价值。 　　在人类最优秀的人物献出了自由和生命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中，欧洲各民族从国家和教会那里夺取了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保证。 　　没有在争取精神自由的斗争中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伟大胜利，就不会有科学，首先不会有现代的自然科学。而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技术、医学、卫生，不会有现代的文明。 　　没有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成果，就不会有现代的公众生活，不会有各种伟大思潮为争取各民族人民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也就不会有那一伟大的学校，各民族只有在这所学校中才能够成熟到实行自决。 　　我的信念是：社会主义不应当摧毁个人精神自由的保证，而必须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最珍贵的遗产保留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精神自由的保证在摆脱了一切资本主义的伪造和一切资本主义的桎梏之后，才会得到充分发展并将显示全部创造力。 　　每当我读到，俄国的专政排斥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兰诺夫这样的人，不准他们发言，仅仅因为他们在这个或者那个个别问题上持有与独裁者不同的意见，而他们丝毫不可能向俄国人民口头或者书面宣传他们的反对意见，或者在俄国人民面前为它辩护，每当我看到，俄国各地的一切学者在撤职、逮捕和流放的威胁下如何不得不根据独裁者的示意来放弃或者修改他们的社会学和哲学观点，每当我看到，可以不经法律手续，而用行政方式逮捕任何一个敢于发表不受政府欢迎的意见的俄国工人、农民和职员，并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正是我对个人精神自由的价值的珍视把我和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 　　为了个人精神自由的缘故，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制，它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议会制，并不只是法律机关的总和。它对我来说是为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提供最可靠保证的国家制度。它对我来说，就象我曾经在一篇被欧洲所有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用欧洲的所有语言加以传播的论文中说过的，是精神自由的珍贵容器。 　　因此，多尔富斯博士先生，我的民主主义信念比那些出于不得已而只好“满足于”民主制的人的民主主义信仰有较深的根源，那些人一旦嗅到行情对专制制度有利，就又开始寻找它。 　　但是，尽管我珍视精神自由，我也带着不可扑灭的仇恨痛恨资本主义。我痛恨这种社会制度，它的机制不可避免每十年一次地把数百万人抛入最可怕的困境，不是因为缺乏可供给他们的一切必需的商品，而是因为生产这些商品无利可图。我痛恨这种社会制度，它使一切国家和一切政府百倍地依附于黄金大王，为的是使黄金大王成为世界的主人，使各民族的民主自决成为伪造品。我痛恨这种社会制度，它在大国把国家交给发动新战争的势力，而在小国却令人厌恶地让不学无术的庸人统治国家，称王称霸。 　　多尔富斯先生，您看，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专政被暴力推翻，那么人类在长时间内会对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因此资本主义残暴行为的寿命就会延长。与此相反，如果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能够通过行动在波罗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广阔大陆上向世界人民证明：一国人民能够在自然资源和劳动手段不再属于资本而是属于社会全体、生产不再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支配而是受社会计划支配的社会制度下获得幸福，那么，社会主义思想就会在全世界获得难以抗拒的宣传力。那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因此，多尔富斯先生，我不把希望寄托在推翻俄国的专政上，而是希望，俄国专政的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最终能战胜它正在与之战斗的巨大困难。 　　我会不会相信，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其他各国的人民除了模仿俄国的榜样就无事可做了？不，我不相信。只有不学历史或者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思想简单的人才会相信，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在一切国家里将以同样的方式，以同样的方法，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 　　我寄希望于俄国革命，但我会不会忘记，是什么把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的？不会的！但是，我确信，如果苏维埃专政被暴力推翻，那么，在俄国取胜的将不是个人自由，不是精神自由，而只不过是白色专政取代红色专政。与此相反，如果苏维埃专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如果它能够逐渐战胜经济困难，改善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食品和商品供应，从而使危害当前建设工作的危险的紧张状态逐渐消除，如果从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接替了精神状态还是扎根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老一代，那么，专政就会成为多余的并且可以取消。那时，俄国工人阶级会重新掌握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没有这种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专政试图建立的、经济生活中任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也不致遭到危险。 　　多尔富斯先生，这就是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我承认，这种态度太微妙，那些为您的那一句“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欣喜若狂、发出狞笑、鼓掌喝采的无知之徒是不能了解我的态度的。 　　但是，我的话不是对那些无知之徒讲的，我的话是对数以千计的青年人、职员和大学生讲的，我认为教育他们掌握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在公众生活中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员最重要的任务。 　　这种真正的信念坚定地建立在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伟大的、统一的理解上。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行动强制地要求经常改变策略和经常与现实妥协，因此只有固定不变的、出自原则的、坚定忠实的信念才能使这一切行动成为正确的和高尚的，并把这一切行动作为手段以达到基于这一信念的目标。 　　因此，我尽力教育我们的青年人理解这种以坚定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信念的价值。 　　扎伊佩尔死时，我在《工人报》上力图不用同他进行过千百次斗争的敌人的眼光、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描绘他的人格。我的许多同志因此埋怨我。但是，我决不因为这样做而感到遗憾。因为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教育我们的青年人尊重每一种真正的信念，也尊重我们最刻毒的、充满仇恨的和最危险的敌人的信念，只要他的信念是以人的完整本质和人的完整世界观为基础的。但是，正因为我要教导我们的青年人尊重每一种真正的信念，所以，我教导他们鄙视没有固定信念的人，这种人在无数次谈判中在政敌面前拚命表现出尊敬的样子、友好的姿态和合作的愿望，而在一瞬间，为了博得狞笑的无知之徒的喝采，却朝着同一个政敌公开叫嚷“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1932 年 10 月 23 日发表。《奥托·鲍威尔选集》1961 年维也纳德文版第 306—3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