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我要代表东方委员会向你们提出的这份决议案，是我们连续多少昼夜不断工作的结果，是委员会和小组经过长时间认真讨论，有时甚至经过激烈的争辩而取得的结果。 　　委员会所要克服的困难，在于问题本身的性质。在东欧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国家在已经崩溃的沙皇帝国的废墟上成长起来。在这一系列国家中，我们看到年青的资产阶级在建立新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对于今天就能够对别人采用那些昨天他们还在身受其害的压迫方法感到洋洋得意。我们看到，在这一系列新的国家中，战争在各地造成的暴力精神如何地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作用。在芬兰和其他几个国家，这种精神生动地体现在资产阶级的组织机构中。我们看到，这种暴力精神如何地扩展到对外关系上，从而在这些国家及其邻国之间如何地发生着足以招致战祸的种种磨擦。 　　由于和约的签订，欧洲的许多地区已经巴尔干化了。正如 1914 年的战争起源于巴尔干一样，现在产生的战争危险也是来自这个新的巴尔干化地区。这种危险原来就很大，而我们更不应该看不到这种危险还会大大加深，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大国正在想把这些区域和新建国家当作棋盘上的棋子加以摆布。其次，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确实已把一切万里长城拆除得干干净净，生活在这些人口过剩的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觉醒了。在十九世纪，无历史的民族——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南斯拉夫和希腊相继觉醒，最后他们经过一系列的起义而争得了自由，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已在伊斯兰教各国、中国和印度声势浩大地蓬勃展开了。我们知道，欧洲民族解放的过程曾经伴随着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远东可能爆发的事件对西方是多么危险。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危险了。 　　我们看到有两大势力在干涉这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过程，并且互相对立。这一方面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另一方面就是苏联。 　　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东西指导着苏联的政策。布尔什维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正如它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流血的内战中才能达到一样，它相信，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也只有在革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流血战争中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迄今统治着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地由于那些十分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贫困屈辱的中国苦力展开运动而在发抖。 　　在这个由于和约而产生的新的巴尔干地区，要激起弱小民族反对苏联的运动，促使波兰或罗马尼亚的农民为列强在东方的统冶而流血，是十分容易和十分诱人的。 　　但是另一方面，苏联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我们确实地知道，如果东方的任何地方由于大量冲突而发生战争，西欧和中欧就有卷入这次战争的巨大危险。我们清楚地知道，德国民族主义者中最反动的人物还没有被彻底打败，他们认为波苏战争会给他们以大好的机会来跟波兰算清老帐；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法国有些人认为，一旦发生俄波战争，就可以利用德国作为军队通过的地区。这些人轻率地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日常讨论的对象：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对德国重犯那种德国曾对比利时犯过的罪行。以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冲突。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应该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不想隐讳委员会所面临的困难。 　　在委员会中有欧洲各国强大工人政党的代表，他们从 1917 年以来就了解这种以破坏工人运动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阴谋诡计的全部经过，他们看到，工人运动的力量由于分裂活动而明显地削弱了，这种分裂活动不仅分散了工人群众的力量，而且使工人群众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很难要求这些同志以完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布尔什维主义。 　　但是，另一方面，在委员会中也有英国这样一些对世界政治起决定作用的国家的强大工人政党的代表，这些工人政党负有重大的责任，并且是为人所信赖的。近一年来，英国工党或它的某些党员在讨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时，据我们看来，没有给以必要的批判，这使我们时常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正如我很了解同志们特别是东欧的同志们在委员会中所表现的激昂情绪一样，我同样很了解西欧的同志们特别是英国人的心理，他们担心委员会会作出类似“除了反布尔什维主义之外就别无所有”的片面决议。这些同志怀着完全不同的情绪，他们在英国政府用金钱、武器和人力支持反革命武装干涉的时候反对过英国政府，他们经过严重的斗争达到了承认苏联的要求，他们捍卫着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委员会内的激烈的争执，可以从东方和西方的工人政党所处的不同地位上，从它们在我们的斗争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上，从它们的不同感受上，从它们的不同的未来发展前途上，得到充分的解释。 　　我们要向大家提出的决议案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决议案首先是要确定对我刚才说的那个重大问题的态度，即力求确定我们大家对苏俄、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应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各国政府的任何敌视苏联的政策，在我们中间都一定会遇到最顽强、最坚决的抵抗。 　　可能有过一个时候，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人们没有感觉到有这种危险。有个时期，帝国主义政府在看到武装干涉徒劳无益之后，同苏联建立了实事求是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因为近一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党政府的倒台标志着这一发展过程的转折点，特别是亚洲的发展情况可能对未来产生严重的危险。我完全不想夸大其词。我并不跟有些人一样，认为这种危险是今天或明天就会爆发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危险是从亚洲民族的伟大觉醒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震荡中产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危险是一定要来到的，所以“不许干涉苏俄！”的口号应该成为我们整个未来时期而不是今天或明天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指导方针。这决不是说，我们想向布尔什维主义投降。我们要用严厉的批判态度来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在俄国进行着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对于实行专政在理论上是否正确的问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内战过去之后，我们认为，俄国人民的需要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的，即需要自主行动的自由，需要政治自由，这是无可争论的。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听到屠拉梯菲力浦·屠拉梯（Filippo Turati 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右派首领。列宁称他为“意大利的米勒兰”（《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360 页)。——编者注同志的警告，他警告我们不要低估了那些对我们西方来说现在是理所当然的遗产而实际上是用宝贵的鲜血换来的文明成果，这就是人身自由，精神自由，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的自由。我们仍然主张这种自由而反对俄国的专政，正如我们仍然要批判地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对外政策一样。通过革命战争来最终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思想，是我们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界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过去革命战争的历史意义，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现代的战争已经与十八世纪末叶时完全不同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毒气战争的时代，新的战争，即使是抱着最革命的目的，也不会使人类摆脱贫穷和奴役，却会使人类陷于最可怕的贫困和最可怕的野蛮状态。 　　总之，我们仍然要毅然决然地毫不妥协地强调指出我们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界线。但是，正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所以我们在同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划清界限时，必须使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和统治其他国家人民而可能与布尔什维主义发生斗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不致产生任何荒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决议案中的一项内容。我们的决议案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惜作任何批评，但是它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俄国的阴谋、手法和态度却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的决议案中要提到的第二件事，是与东欧的战争危险联系着的东方民族觉醒的伟大过程。目前在东方，中国的苦力正在进行斗争。这还不是现代的工会斗争。我们知道，这些工人在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上目前正处在欧洲工人阶级早已跨越过了的那个阶段。这些工人还得走一段遥远的、痛苦的、难保没有失败的道路。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这是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切身重要意义的道路上的第一步。 　　难道我们大家不知道，难道工业统计和欧洲失业的事实（例如在纺织工业中）没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欧洲资本家觉得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太强大、太自觉、太倔强、要求太高，已经打算跑到拥有廉价的、顺从的、无保护的中国童工劳动的地方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纺织工厂吗？那里工人的觉醒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这样一来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只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支庞大的后备军中大动乱的开端。因此，那里发生的斗争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要向那里的工人致敬，并且希望不久他们就会自觉地跟我们合作，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进行斗争。 　　这个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整个东方的运动，将破坏那里的均势，震动世界列强的统治，产生战争危险和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危险。因为这个过程将会同上一世纪欧洲的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过程一样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如果今后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阶级不是相当强大，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替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得他们正在争取的自由，使这种自由无需通过战争而取得，那么，这个过程就会象 1924 年疑为 1914 年之误。——编者注那样燃烧起遍及全世界的大火。 　　现在来谈谈近东问题。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大家都会同意的问题，即少数民族问题。我们知道，在东方实行的由外族统治许多少数民族的办法是多么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办法正是严重的战争危险的根源。作为一个奥地利人，我可以说，我很清楚我们的一些属于统治民族的同志们在这些国家内的困难处境。我们曾经处于这种情况的奥地利人知道，在一个民族斗争和沙文主义经常很严重的国家内，本身既属于统治民族，而同时又能捍卫国内被奴役民族的事业，这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但是我们奥地利人还体会到另外一点：当时社会民主党不够强大，它没有能使这些民族的解放得到实现，没有能使这样多的民族聚居的国家内的和平得到巩固，而这种情况正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就因为我们有这种体会，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些存在着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旧奥地利相同的民族结构、沙文主义心理和沙文主义斗争方法的多民族国家中，我们的一些属于统治民族的同志们现在是担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要求民族自治，要求给予分别居住在这些国家内的广阔的领土上的少数民族以自治权，要求让他们能够平等和自由地发展文化教育。 　　我可以十分满意地告诉你们，我们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要求，就是由波兰社会党的代表提出来的。自然，这种要求只有在言而行、行而有效的情况下才是一种进步。我们相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东欧以至整个欧洲的一个重大危险就会缓和下来。但是问题不仅如此，这里至少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反动势力在这些国家内的统治，这个地区的一切矛盾都变得复杂化和尖锐化了。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任何专政、任何独裁统治，都包含着战争危险。我们很清楚，对内的权力和对外的权力是同胞姊妹。向来就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此，在东欧我们反对战争危险及其原因的斗争同我们反对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形式的法西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是联系着的。我们看到对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等权利的忽视。我们看到政治斗争中横施暴力的情况有增无已，为了在政治上消灭反对党而实行残酷的暴力镇压……我们看到意大利和匈牙利都在采取这种办法，我们怀着恐惧和颤栗的心情读到，波兰几乎每周都要处决一批青年人，似乎波兰国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捍卫自己。但是，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比之我们每天从来自保加利亚的报导中读到的那些史无前例的野蛮暴行，却又大为逊色。通过军事法庭来消灭政敌，如果不成，就放火烧他们的房子并把他们活活烧死——这种中世纪的办法，正是索菲亚刽子手的血腥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我们在这里抗议这些刽子手的做法，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代表无产阶级，而且是代表所有那些多少还有一点唯一可以使人类文明有存在价值的精神的人。 　　还有一句话对于说明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很重要的：屠拉梯在报告一般政治问题时曾代表参加大会的某些党作了一个声明，德·布鲁克尔路易·德·布鲁克尔（Louis de Broukère 1870—1951）——比利时工人党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战后是第二国际执行局成员。——编者注听了这个声明之后说，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种声明上签字的是比西方各国党所负责任较少的党。这可能有一部分道理。至于奥地利的党，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不是属于那些在本国负责任最少的党派。我们对于责任是有些了解的，我们甚至敢说，我们现在就担负着责任，虽然我们不在政府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与西方的党有些不同的。 　　我们德意志人把自己列入中欧，并力图按照中欧的精神来生活。但是一位比利时同志却把我们老远地推到东方去。的确，历史曾把我们同东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党的处境之所以有些特别，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但我们毕竟距离西方很近，因此对我们西方同志们的重大困难和全部责任有足够的了解。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孜孜不倦地力求解决安全保障公约和国际联盟方面的困难问题，以便拆除还遗留在各地的战壕铁丝网。他们企图用国际法的手段来作到这一点。他们为此付出自己的劳动、知识和力量。如果说我们距离西方很近，因而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距离东方也很近，因而也许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它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我们的和平愿望（而和平在今天仍然要靠那些意味着否定许多民族的自由的强制性条约来维持）和我们的自由愿望（而自由又受到我们想维持和平这一点的限制）之间的某种沉重的痛苦的妥协。 　　我再说一遍，这种经常的妥协的重担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铁丝网应该拆除。但是这一工作需要十分冷静，需要很多的智慧，很大的自制力。 　　同志们，除了这一工作之外，我们还有另一种必要的工作，不管前一种工作多么重要和必要，它都不应该妨害后一种工作。这种必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必须理解整个东方所发生的这个声势浩大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会理解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以这种使命的精神来表述群众的思想感情，并把他们发动起来。是的！必须拆除铁丝网！但是我们还需要另一种东西——承认伟大的世界变革和我们在这变革中、在伟大的历史发展前途中的革命任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历史关头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成长中的一代和整个工人阶级充满着奋发的热情，而只有这种热情才能为社会主义争得世界。 1925 年 8 月发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 1926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467—474 页（中译文参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367—3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