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1914 年，一批从事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准备出版一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集子来庆祝马克思学派的大师卡尔·考茨基六十诞辰。这批马克思主义者在近几十年的斗争中聚集在卡尔·考茨基的周围并把他在弗里德瑙的寓所当作他们的精神中心，正如三十年前卡尔·考茨基本人和他同时代的人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的寓所当作他们的精神中心一样。几个月以后，由于战争爆发，这个计划成了泡影。战争和革命使我们分道扬镳了。库诺和伦纳这部分人离开了考茨基过去和现在给我们指引的轨道，远远地滑到了右边，而托洛茨基和梁赞诺夫那一部分人则远远地滑到了左边。但是，在过了意义深远的五年之后的今天，在考茨基以充沛的工作热情和旺盛的战斗精力欢度自己六十五寿辰的日子里，我们愈加强烈地感到有必要阐明他过去和现在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883 年，即卡尔·马克思逝世那一年，卡尔·考茨基担任了新创办的《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从这时起，三十六年来，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马克思学说的传播、深化和发展上。首先，他写出极其大量的通俗读物，普及了马克思主义。1883 年前后，只有少数人真正掌握和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一种折中的庸俗社会主义还控制着各国的工人运动。正是考茨基的通俗读物为广大群众打开了接近马克思的大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战胜了一切其他社会主义体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对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察方法而取得了成果、向群众灌输了马克思的思路，以上这些都是那种巨大的通俗化工作的成就，考茨基本人从事这项工作已有一个世代，并且把它教给了他的学生。然而考茨基并不只是做了使马克思易于为群众所了解的工作，他同时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新的工作领域，从而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库增添了一些最好的作品。他写作的《土地问题》和出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关于原始基督教和托马斯·摩尔、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的最好的和最丰硕的成果之列。 　　但是，谁把考茨基只看作理论家，把他的成就只看作是使马克思学说通俗化并使之完善，谁就是还根本没有看到他的本质。因为考茨基的过去和现在都把全部精力献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日常的实践服务，这是他本来的任务。他用有关时事问题的无数文章、论著和小册子系统地教育我们要从广泛的历史联系去认识当今的每个事件，要从经济生活的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去把握时代的潮流，要根据历史的和经济的认识去确定无产阶级对待各种事件的态度，要根据对敌对力量的经济和历史的考查来认识当代赋予工人阶级的任务，也要根据这种考查来认识无产阶级的力量的限度以及它的每一种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的限度。正因为他教导我们要从广泛的历史联系去认识当今的每个事件，所以他总是告诫我们不要醉心于日常的细小的斗争而忘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也经常向我们指出，我们能做到的决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献身精神，而且首先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经济状况，取决于各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因此他要我们避免把力量集中在办不到的事情上，避免由于从事力不胜任的工作而把无产阶级引向失望和失败。于是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只看到日常的细小斗争的人经常指责他是一个“革命空想家”，而另一些不愿看到我们愿望的客观局限性的人把他说成是一个“刹车者”。但是他始终同样坚决地反对这两种人。 　　群众总是根据新近获得的经验和一时的情绪作出判断的。因此他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一再发生变化。群众的一时的情绪反映在社会的时髦理论中，这种理论突然出现，迅速取得统治，但是没有过几年又消失。这种时髦理论就是修正主义。因为欧洲有数十年之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革命了，大多数人就以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算是过去了，我们不应当再考虑政治灾难了。因为工人阶级在几年之内遇到非常有利的经济条件而能够在资本主义范围內大大改善他们的状况，群众就以为不再需要通过革命去战胜资本主义了，似乎有可能和平地、通过议会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成就逐渐地“挖空”资本主义。谁反对这种产生于 1895 年至 1901 年繁荣时期的情绪和经验的时髦理论，谁就被看作一个没有能力按照经验的成果去修改传统信条的“教条主义者”，一个把他的圣经条文看得重于生活经验和生活必然性的“正统派”。对任何人的讥笑都没有比对考茨基的讥笑更加无礼了，他被骂成“死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教会”的“教皇”和“宗教裁判长”。但是几年后，这种喧嚣声过去了。经验证明考茨基在一切重大事情上是正确的。 　　如同考茨基当时坚决地同修正主义的时髦理论作斗争一样，今天他也坚决地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时髦理论作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使无产阶级统治整整一个大国，从而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受到极大的鼓舞。战争给群众带来的贫困化和革命化到处推动人们模仿俄国十月革命。这样，从群众的情绪中产生出来一种新的时髦理论。这种时髦理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被环境所迫而采取的那种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是唯一可能的、唯一能导向目标的、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运用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其实，那种环境却是极其特殊的、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的、甚至在俄国当地已经部分地过时了的、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会重复的环境。按照这一时髦的理论，俄国的这种方法变成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莫斯科是麦加，列宁是先知。考茨基反对这种偶像化。而所有那些总是喜欢梳最时兴发式的人立即起来反对他。就象一年半前，当考茨基确认工会能力有限时，工会官僚们指责他敌视工会那样，今天那些苏维埃的新领导人因为他不迷信“苏维埃制度”的神奇力量而咒骂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那些最年青的十一月共产党人竟可以辱骂这位老革命家是一个“社会叛徒”，因为他不愿意走一条从他的根据经济的和历史的认识形成的信念看来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不幸失败的道路。但是，这位六十五岁的人还象他最年青的时候那样不屈不挠和勇于战斗；他的不知疲倦的笔为我们写出一本又一本出色的论战性著作。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发表了出色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他以前那些声讨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著作的续篇。关于这本小册子，哈阿兹说得对：它是一本人人必读的书。 　　谁要想充分了解考茨基的坚定性，就把目前考茨基所主张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思路和二十年前他所坚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思路作一番比较吧！为此目的，我们举出那时他写的许多论战性著作中的一本，即 1902 年出版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第 1 编《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第 2 编《社会革命后的次日》。1902 年柏林前进出版社版。——作者注。这个书名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挑战：修正主义不是已经把社会革命赶入神话世界了吗？研究工人阶级在“革命后的次日”将着手干什么，这对修正主义来说难道不是愚蠢的骗人的思想游戏吗？当时围绕着这本小册子的斗争，思想界发生了分裂：修正主义者对这本小册子冷嘲热讽，革命者则把它看成战斗号召。考茨基当时得到了所有那些今天把他看作“社会叛徒”的人们的赞同而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十七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考茨基在那一场斗争中是怎样决定我们在“革命后的次日”的任务的。 　　考茨基同布尔什维克之间矛盾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化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同。布尔什维克首先看到的一项任务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迅速地和全部地归工人阶级所有。为此目的，必须无偿地从迄今的占有者手中没收生产资料并把它们交给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考茨基早在 1902 年就这个问题的这种幼稚观点提出过警告。他曾设想，如果可以把剩余价值分摊给工人，那么没收剩余价值当然能够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一倍。但事情并非如此。资本家并不是把剩余价值的一大部分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而是用于扩大和发展他们的企业。如果资本被剥夺，社会则必须担负起现在资本家行使的职能。因而社会就不能把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工人，而必须把它用来扩大和发展转入他们手中的生产设备。另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则必须用来教育后代和维持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我们将资本一下子加以没收，从资本家目前的收入中也不会剩下太多来提高工资。因此，为了能够提高工人的工资，绝对必须使生产超出迄今为止的规模”（《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21 页）。早在 1902 年就已经是说对了的东西，今天愈见效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愈长和劳动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愈高，剩余价值则愈多。然而今天，工时大大缩短，大批群众失业，另一些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同时，由于战争造成的生产设备的破坏和劳动力的削弱，劳动生产率较前大大降低。因此，今天的剩余价值无疑比 1902 年要少得多，所以，今天显著提高工人的实际收入，绝不能靠剩余价值的没收，而只能靠生产的提高。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布尔什维主义力求立即没收剩余价值，哪怕这种没收只有在持续的、破坏生产的国内战争中才能得到实现也在所不惜；考茨基却认为必须通过不是阻碍生产而是提高生产的方式实现社会化。 　　布尔什维主义只看到政权问题，而看不到经济问题。战争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机构，因而目前无产阶级能够特别容易地夺取政权。正因如此，布尔什维主义相信，必须立即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下实行社会化；如果坐失良机，如果世界性的社会革命没有立即在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社会主义就会失败。考茨基却认为，社会化不仅是政权问题，而首先是经济问题，因此他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在 1902 年预言过：政治革命首先会导致生产的严重破坏。因此，首要的任务是使工人复工。他当时的确认为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第一，工人习惯于他们的劳动，因此不劳动就很不舒服；第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易于使他们重新回到生产活动中去（《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15 页）。显而易见，与 1902 年不同，今天这些先决条件完全不适用了。战争使广大群众失去了工作习惯。在战壕和兵营中他们荒疏了自己的工作。现在他们只能逐渐使自己重新习惯于工厂的单调无味，只能逐渐地重新获得从事于持续的、紧张的劳动的精神力量。就连群众的纪律和群众对组织的信任也被战争动摇了。但是这里涉及的当然不仅是恢复群众的工作的问题，而且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为此目的，1902 年考茨基曾经建议，技术比较差的工厂停工，把生产集中到技术最完备的工厂里（《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21—24 页)。但是这种方法现在不适用，它需要事先迅速扩大技术最完备的工厂厂房和机器设备并为集中到这些工厂的工人群众建造新住宅。所有这一切，今天由于煤的匮乏完全作不到。因而考茨基在他的 1902 年的著作中打算用来在革命后维持和提高生产的所有的方法今天都不适用了。如果说考茨基认为当前的时机对社会化特别不利，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能很谨慎地、慢慢地和逐步地实现社会改造，那么他还是忠于自己 1902 年的观点的。 　　布尔什维主义一举完成“剥夺剥夺者”。考茨基在 1902 年也没有推荐这种方法。当时他也就认为，社会革命“或许长点或许短点，但仍是个持续许久的历史过程，它可以在艰难的斗争中延续几十年之久”（《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3 页）。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首先通过实行国家失业补助来加强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力量，然后必须通过税收法和劳动保护法压低利润。这样一来，资本家最后剩下的仅仅是承担资本主义企业的风险和负担了；到那时，他们自己就会催促别人购买他们的企业（《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8 页）。这件事可以逐步地做到，而且从购买交通工具和原料生产开始（《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9 页）。也就是说，对生产资料不会简单地剥夺，而是要用补偿金进行赎买；然后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通过征税没收”补偿金额（《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13 页）。通过这种方式，”对剥夺者的剥夺”将在不破坏生产的情况下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这就是考茨基在 1902 年的著作中推荐过的道路（那一年他所进行的、得到所有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赞助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这就是他今天针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提出的、我们打算在实践中运用的那种方法。然而，考茨基却因此成了“社会叛徒”！ 　　布尔什维克实行的那种突然的用暴力剥夺的方法需要专政和恐怖。考茨基的方法不仅同民主制并行不悖，它还要以民主制为前提，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要防止旷日持久的内战给生产造成的混乱，于是考茨基在 1902 年的著作中宣称充分实现民主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首先”，考茨基当时这样开始他的描述：“首先不言而喻的是无产阶级将补做资产阶级延误了的事情。要铲除一切封建残余，实现资产阶级也一度维护过的民主纲领。要把普选权给予一切社会团体，要给予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5 页）。考茨基继续阐述说：无产阶级要实现民主的地方管理，使教会同国家分离，废除军国主义，使教育制度民主化。所以，不是苏维埃专政，而是普选权的统治，不是取消而是实行出版自由，不是建立红军，而是建立民主的民兵，这就是考茨基 1902 年的纲领。今天考茨基提出同样的纲领来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没有恐怖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取消出版自由始终是它的第一格言。相反，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则要求充分的思想自由。如果说，社会恰恰在必须解决巨大的任务时，即在它需要具有最大的思想灵活性时，不应当僵化的话，那么它就需要个人精神活动的充分自由，需要批评的充分自由。因此报刊和图书出版不应当由国家来垄断，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当时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统治工具了。所以考茨基在 1902 年要求“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45 页）。今天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施加于精神生产的暴政而大力捍卫的就是这种精神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可见，考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批评都出自他同修正主义进行论战时（当时他是所有国家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公认的领袖）曾主张过的同一信念，从那时以来考茨基从来没有“重新学习”过。如果说有人“背叛”了考茨基当时站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革命一翼的前列而为之斗争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他是不属于这些人之列的！ 　　无疑，今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和幻想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交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朋友。这就是说，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凶狠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资产阶级力图挑起反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变种的狂热，正是要中伤一切社会主义。 　　当然，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较之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考茨基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因为他确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错误的、导致失败的方法，是因为他要用其他的更可靠的方法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尽管存在着种种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考茨基当然跟列宁是站在一起的；无可置疑，我们大家，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都是站在战壕的同一边的。 　　尽管上面所说的这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内心里同考茨基一样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面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却害怕参加考茨基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因为他们担心给人这种印象，似乎他们参加这一斗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了。然而这种恐惧不是没有危险的。 　　布尔什维主义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境况，因为它不能提高而只会破坏生产。所以它必然使无产阶级失望。“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矛盾，因此它必然要垮台。但是如果社会主义不严格地同布尔什维主义划清界限，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终究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如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听任右派社会党人一手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那么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就会成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严格地鲜明地区别开来，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考茨基之所以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正是他作为几十年来革命社会主义的领袖领导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所有害怕同群众的一时的情绪相对立的人，自然会胆怯地从这个比较勇敢的领导人面前走开。在他自己的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只有少数人公开站在他一边。我们宁愿遵循一个更为可敬的榜样。1873 年马克思写道：“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莫泽斯·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神论哲学家。——编者注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人物的学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4 页。——编者注。我们也要这样做。如果那些被革命潮流推上来的、现在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乐于象马克思时代大胆的德国教授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考茨基，即把他当作“死狗”，那么，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老年的导师、领袖和朋友的感恩的学生。 1919 年 10 月 11 日发表。《斗争》杂志第 12 卷（1919 年）笫 28 期第 661—667 页。